为了忘却的记念--一个保霍记者的自白_国内足坛_竞技风暴

　　在“九强赛”第二场国奥队急需更多净胜球的比赛中仅以２∶１小胜巴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大张旗鼓地“倒霍”的当口，１１月１４日出版的广州《足球》报的头版上，发表了我写的《霍顿真那么蠢？》一文。文中主张用换位思考的方式去理解霍顿在许多引起争议的，包括战术打法、阵型设置、用人选材等方面的“固执己见”，也许正是其反复思量、权衡利弊之后的“最佳选择”。至此，我露出了自己“保霍派”的“马脚”。

　　在“１０·２９”中韩１∶１战平、国奥队几乎已完全失去进军悉尼的希望之后，我又写了一篇《重新审视霍顿去留》的文章，我主要的观点是：未来冲击２００２年世界杯的中国国家队与此番冲奥失利的中国国奥队是两支有很大差异的球队，包括球员对战术要求的理解力、球员自身的特长与特点以及两支队伍所面临的对手都不尽相同，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抛开国奥队，在重新为国家队选择主教练时，霍顿至少应当是一个最有资格的候选者。

　　但是，这篇写给广州《足球》报的文章最终没有见报，我知道，在当时“倒霍”风起云涌的日子里，它实属不合时宜 ——人家是最权威的报纸，凭什么非要和我一起挨骂呢？

　　在中巴最后一战之前的那期《新报·北京足球》的头版头条上，我又写下《中巴之战左右霍顿去留》的文章。由于当时距“１０·２９”中韩之战仅是两天之后，在绝大多数媒体在全面剖析中韩一战并且认定霍顿“该回家了”的时候，我的那篇文章中，把霍顿去留的关键因素却锁定在表面上已丝毫没有意义的中巴之战上，因而显得有些“特别”。（事实上，这一观点在几天之后同样出现在多家主要足球媒体上。）

　　我当时同许多人一样，认为国奥队在客场击败巴林应“不成问题”，那样的话，按我文中的推测，霍顿就可以“保” 住了。

　　那个周末，我和所有人一样，在电视机前目睹了国奥队一盘散沙般０∶１负于巴林队的一幕。我知道，霍顿“危”了。

　　后来，我曾经问过一位国奥队主力队员，你们打巴林之前想过没有，赢了巴林，你们拥护的霍顿就很有可能留下来？

　　那位队员忽闪着一双眼睛，想了想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现在想起来还真可能是这么回事！

　　多么可气又可爱的孩子！

　　（二）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反复问着自己：你为什么要选择“保霍”？你是不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才选择了 “保霍”？

　　有人说：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想，我之所以“保霍”，与绝大多数“倒霍”的人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就像“倒霍”的人也不一定揣着什么 “目的”一样——别人不认可霍顿而“倒”；我认为霍顿可以而“保”，就这么简单。

　　在霍顿执教中国队的两年中，我与霍顿面对面接触大概有七八次。

　　第一次是去年５月，霍顿组织国奥集训队在大连进行首次集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训练中对队员的大声鼓励。当训练防守角球时，来自沈阳海狮队的后卫隋广陆，高高跃起，将一个难度并不大的角球顶出本方禁区的时候，霍顿一边用力击掌，一边大声喊道：“Ｇｏｏｄｂｏｙ（好样的）”我清楚地记得，受到“表场”的隋广陆的脸上因此而露出了自豪的微笑。

　　那一次，在大连采访国奥队集训的记者不多。一堂训练课结束之后，我和来自《新民晚报》的姬宇阳、《中国足球报》的李刚等几个人对霍顿进行了一次联合采访。我记得霍顿面带微笑，声音略显低沉但是却不失自信与坚定，认真地回答着我们的提问，因为刚刚带队训练完，他显然觉得有些口渴，短短的十几分钟时间里居然接连喝下两整瓶矿泉水。

　　坦白地讲，那一次与霍顿的接触，他并没有给我留下更多，或者说更完整的印象。

　　大概是去年８月间，国奥队又屯兵北京西山开始新一轮的飞行集训。队员报到的当天晚上，我决定去西山采访，当时，国安队的两名集训队成员——陶伟和薛申，顺路搭我的车一同前往国奥队报到。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才在距市中心足有三四十公里的“深山老林”中找到了此番国奥队的集训地。

　　那是一次“封闭”性质的集训。所以，当国奥队的领队突然看见我这样一位记者出现时，很委婉地下达了“逐客令” 。

　　我当然不希望就此罢手。我坐在车里，等待霍顿的到来。

　　霍顿和他的几位英国助手从城里赶来了。下车伊始的他匆匆走进楼去，先是组织教练组开会，而后又召集全体队员开会。两个会一共开了１个半小时，这段时间里，我只能独自在西山浓重的夜幕中等待……

　　将近晚上１０点，霍顿开完了会，准备乘车返回城里自己下榻的酒店。

　　我冲过去，提出了采访的要求。霍顿扬了眉毛，说“Ｎｏ”。

　　我用自己有限的英语对霍顿说：“我在外面等了你足足一场足球比赛的时间……”

　　霍顿听懂了我的话，他手扶着已经拉开的车门，想了想说：“好吧，明天中午一点，香格里拉饭店大堂，我可以接受你的采访……”

　　（三）

　　第二天，在香格里拉饭店大堂，霍顿比预定时间迟到了１５分钟，他上午去西山给国奥队上了那次集训的首堂训练课，返回酒店后又洗了一个澡，所以，坐在我面前时，他那不甚浓密的卷发尚有些潮湿。

　　我带着《精品购物指南》报体育部外语专业毕业的同事刘小姐，她作为翻译协助我采访。

　　霍顿先要了一杯咖啡，我和小刘各要了一杯可乐，接着采访就开始了。

　　我问了有关国奥队组队、集训、热身赛、战术打法等方面的问题，霍顿回答得还算具体与实在。最后，我又问霍顿： “您是否了解原北京国安队队员杨晨在德甲赛场上的表现；您是否会考虑在年底组队参加亚运会时将他召入队中？”

　　霍顿笑着说：“是的，一段时间以来，我在欧洲的好几位朋友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在德国有一位中国球员表现很不错……我会进一步留意杨晨的表现，并在适当的时候向他发出邀请……”

　　霍顿果然没有食言，在年底曼谷亚运会之前，他把万里之外的杨晨召入了中国亚运队。

　　那一次的“独家专访”进行了４５分钟左右，心满意足的我最后向他表示感谢；而霍顿起身离开之前笑着对我说：“ 我也要谢谢你替我付咖啡的账。”

　　霍顿离开大堂上楼去了。我开始按照他的“提醒”掏钱买单——一杯咖啡、两杯可乐，外加１０％的服务费，一共９９元。

　　大概是此后两个月，有一次霍顿专程来京看国安队的一场甲Ａ联赛，当然是为了考察一下国安队中几名国家队和国奥队候选队员的实战表现。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上了工体的主席台，在翻译谢强的帮助下，询问了霍顿对国安队上半场表现的看法以及对陶伟、薛申、谢朝阳等几名重点考察队员的评价，霍顿大体上谈了谈，并非细致，但是，对我来讲已是“足够用了”。

　　正当我准备转身走开时，霍顿却笑着对我“叽哩哇啦”地说了一通，我不知所云，只好把目光转向他身边的谢强。谢强翻译道：“他说，你是一名记者，报道足球比赛应当保持中立，可你却戴着一顶北京国安队的帽子，那也许会遭到怀疑…… ”

　　那天我的确戴着一顶印有“ＧｕｏＡｎ”字样的“耐克”运动帽。那是这之前国安队的一名队员看见我总戴着一顶 “不上档次”的太阳帽之后，送给我戴的一个“换代产品”。我并没有注意到帽沿上那一行很小的汉语拼音，我以为这样的帽子在任何一家“耐克”专营店里都可以买得到。

　　后来，我去美国夏威夷的时候，花了１３美元买了一顶新的帽子，我正是戴着这顶新帽子在今年６月份去上海采访奥运会外围赛小组赛第二循环的比赛的。在一次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霍顿退场的时候遇见我，他笑着说：“你换了帽子。”我先是惊诧于霍顿居然还记得半年多以前的事情，然后，我也笑着说：“按照您的建议。”

　　也许，从那时起，如果不把霍顿作为一名足球教练，而单纯作为一个“人”来讲，他的确给我留下了一份很好的印象 ——敏锐、守信用、相对随和又不失幽默。

　　（四）

　　当然，霍顿毕竟是中国队的主教练，而不仅仅是“人”。对于霍顿的执教能力与执教方法的认识，我不得不承认，我首先是从听其他教练队员对他的评价开始的——

　　金志扬曾对我说：“霍顿先生的许多训练方法，的确让我大开眼界……”

　　谢峰曾对我说：“老霍真有东西……”

　　陶伟曾对我说：“霍顿的要求很明确，我在国奥踢球时，脑子很清楚……”

　　李金羽曾对我说：“我说‘崇拜霍顿’，可不是为了‘吹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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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８月底，国家队在大连进行了一次为期五天的短期集训。

　　其间，霍顿在大连市足协的邀请之下，为大连各级足球教练上了一堂足球理论课。

　　那天，我也“混”进了课堂，从头听到尾，认真做了笔记。那是我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霍顿的战术思想与执教思路。霍顿讲得认真、细致，加上谢强准确、生动的翻译，并非搞足球专业的我，也听得八九不离十。

　　我注意到那天听课的五六十名大连足球教练中，绝大多数人都非常专注，当然也有个别上了年纪的老教练有点“昏昏欲睡”。在讲课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台下有人的手机振铃响了起来。霍顿开玩笑地说道：“如果谁的手机再响，我们的桑指（指一起听课的国家队教练成员桑廷良）就要把他‘踢’出门去！”大家都被逗乐了。

　　我发现霍顿的战术思想与执教方法的确与我所熟悉的一些国内教练的传统理念有着很大的区别。

　　回到北京之后，我依据这次听课的笔记，写了一篇近万字的《霍顿执教中的与‘中’不同》，分两期刊登在《新报·北京足球》上。我在文章前言中这样写道：在未来的九强赛中，无论霍顿是成功还是失败，原因都将归结为这些与“中”不同之处……

　　如果说那时，我对霍顿的执教思想与战术要求尚处于一种“中立”态度的话，那么九强赛“１０·３”中韩首战之后，我便开始走向了“保霍”的阵营。

　　我之所以支持霍顿，就在于中韩首战中，虽然国奥队１球失利，但是，我却看到了中国球员在韩国队面前表现出的那股前所未有的敢于争胜的自信与勇气；在２０年“逢韩不胜”的阴影笼罩之下，国奥队能够在客场与韩国人对攻一场，并且完全有机会战胜对手，抛开战术、打法、用人、阵型不谈，单单就这一点，霍顿已足以显示出他的至少高于前几任中国队主教练的能力与水平。而中国足球之所以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未战先败，缺少自信”恰恰是很致命的弱点，我认为这是霍顿带给中国足球最最需要的东西！

　　（五）

　　我曾尽自己所能，也利用了“职业之便”对霍顿表示着接受与支持；我也曾坚信即使国奥队无缘悉尼，霍顿也应当有很大的机会继续留任——直到１１月５日，国奥队客场０∶１败给巴林……

　　后来，２６名国内教头集体“公决”的结果，并没有出乎我的预料——“保霍派”的失败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作为“保霍派”的一员，我还算平静地接受了“失败”的结果。我也不想再呼吁让霍顿留任了（因为那已毫无作用）。

　　无论怎样，霍顿来去只能是中国足球发展史上的一段插曲；“保霍”无论对错，也只能是我记者生涯的一段插曲。但是，我对自己的“保霍”经历并没觉得遗憾和后悔，因为重要的是：我用自己的观察与判断对霍顿与中国足球有了一次认识与思考的过程。

　　不论是“保霍派”还是“倒霍派”，只要出发点是建立在对中国足球理性思考之上，建立在对霍顿的客观评价之上，我想，这就足够了。毕竟，“保”与“倒”之间也同每一次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或者奥运会一样，在“成功”与“失败”两者之间只能得到一种结果。

　　即使霍顿走了，他留给我们的除了一个九强赛失败的结果之外，还留下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已经不知不觉地融入了那些曾在其身边共事过的中国教练与球员的思想与意识之中，只要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它们终将在未来中国足球向新的目标冲击过程中，把其价值体现在绿茵场上……

　　我的“保霍派生涯”至此告一段落。因为“保霍”也挨了许多“骂”，自己觉得这倒没什么。

　　只是日前，遇到来京的四川《成都商报》的同行李承鹏，李告诉我说：“陈亦明说他最讨厌的就是你了。”

　　我笑着对李承鹏说：“你回去见到陈亦明时转告他，我最讨厌的，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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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到如今，我们记起霍顿也行，忘记霍顿也可以。

　　许多事往往是这样：记起是为了忘记；而忘记也是为了记起……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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