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7月了，全中国的高三孩子恐怕没有几个人敢撒欢看欧洲杯。可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也要参加高考，不过，考前一个月他们还从北京到唐山参加中国足球乙级联赛。这些孩子就是人大附中BTV三高足球俱乐部的队员们。

　　联赛让位高考

　　这也许是乙级联赛中最特殊的一支队伍。平均年龄19.4岁的BTV三高足球队全体队员都是高三的应届毕业生。就在联赛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高考给了孩子们更大的考验。

　　尽管没有提出口号，球队实际上把高考放在了第一位。在对河北一山的客场比赛前，从周一到周四队员们都是全天上文化课，周五到达唐山赛区，只做了50分钟的热身，就直接投入比赛。

　　考前一周人大附中别的学生都放了假，三高队的孩子们却留在学校加紧补习。自习室里、操场边、花坛旁，不时能看到队员们捧着课本，或高声朗诵、或闭目冥想。

　　俱乐部的领导要求孩子们把高考“当成一场大赛来打，但这场比赛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要紧张起来，但还不能过度。”据悉，俱乐部20个队员分在了101、北大附中、科大附中、八一和人大附中5个考点，俱乐部在思想工作、营养、请教师辅导等方面竭尽了全力，考点远的队员还享受到了专车接送。

　　乙级联赛还剩下最后一轮，别的赛区都在7月9日全部结束，但由于高考，三高队同山西队在太原的比赛特批推迟，队员们走出考场，将马上在15日参加乙级联赛的闭幕战。

　　探索“教育办体育”之路

　　“道德品质高，文化素质高，运动水平高”是三高队名的来由。

　　采访中记者深切感受到这支队伍对文化学习的重视。用人大附中校长的话讲，中学成立足球队的目的是走教育办体育的新路。文化修养，正是目前国内职业足球运动员所最缺乏的，这也许是中国足球水平难上台阶的重要原因。原来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是走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的路子，文化学习往往放到了次要的位置，而足球职业化以后，俱乐部在二、三线队伍建设中，忽视青少年球员文化教育的现象严重了。

　　三高俱乐部负责人李连江告诉记者，他们对球员的要求是文化和球技要同时发展。“足球运动不同于天桥的把式、杂耍，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的孩子既是运动员又是学生，在赛场上，我们要求他们表现出球员的职业素质，在校园里，我们要用校规约束他们，培养孩子们对文化学习的浓厚兴趣。”

　　三高俱乐部在如何分配训练和学习时间上摸索出了有效的方法。他们每天上午给孩子们开5堂文化课，下午送他们到20公里外的永丰乡(俱乐部在这里租了180亩地，建有两块草皮球场和两块土地训练场)进行训练，晚上还有三堂晚自习，教练们都亲自监督孩子们看书。1997年到1998年，这支队伍还到墨西哥集训了一年，为了保证孩子们的文化课学习，人大附中在师资很紧的情况下，还派出了随队的文化课老师。长期的熏陶，孩子们懂得了如何兼顾训练和学习，像高考前的冲刺中几乎停止了训练，但还要参加乙级联赛，不少队员就利用晚上的时间跑步，保证上场后的体能。

　　李连江也给记者讲了这么个往事。1995年他们到武汉参加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决赛时遭遇东道主湖北队，终场前队员在对方禁区外四、五米的地方犯规，裁判不知为何判为点球。三高队的队员没有同裁判发生任何争执，对方罚进球后，孩子们都哭了，但仍然抱着球往中圈跑，跑到一半终场的哨声就响了，赛后北京市体委的领导流着泪说：“虽然得了第二，但你们是我心目中的双料冠军———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

　　从三高队走出了很多人才。他们有的在学业上获得了突破，考上了清华北大的博士生，有的在职业足球中耀眼，如刘英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与其他运动员一起取得女子足球比赛亚军，四川全兴队的主力王安治也是三高的“产品”，他目前是甲A球员中少见的高学历———人大大三的学生。

　　集体升入北京理工大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就在高考的前一天，俱乐部同北京理工大学达成了协议，北理工将吸收全部20名队员成为该校的大一新生，并将提供法学等三个专业供俱乐部挑选。有趣的是，这个消息将在高考结束后的7月10日才向孩子们宣布。

　　人大也愿意接收三高队的球员，但由于编制等原因，只能接受部分队员。考虑到队伍的整体性，俱乐部倾向于既保证孩子们接受高等教育，又能以一个完整的队伍出现。正好这时北京理工的一位毕业生给校方写了封信，说他作为一名人大附中的校友，积极建议理工能特招三高俱乐部的全体队员。这封信引起了校方重视，校长亲临三高队在北京乙级主场的比赛，看到孩子们不但以6比1大胜，表现出很高的球技，在场上比对手踢得文明得多，嘴里也干净得多，而且有良好的学习基础，于是坚定了吸收这支队伍的决心。

　　据悉，像北京BTV三高这样整支队伍升入大学是没有先例的。这表明我国在运动员文化素质培养上有了突破。但俱乐部的人士很谦虚：“如果说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很普遍，那我们竞技体育的文化含量自然会大大提高，但这样的例子太少了。我们不敢说这就是领导了一种潮流，我们只是按着自己的思路在摸索，前路有太多的未知，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我们对青少年进行全面素质教育的初衷是不会改变的。”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