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以来，“体制”一直是球迷们常挂在嘴边的问题，但是到底什么是体制？

　　新浪体育讯　　郭艾伦续约迟迟没谈拢，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体制内球员”这个词也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体制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又带来了那些弊端？　　

各队青年队球员大部分均是体制内球员

　　所谓的体制内球员主要是由省市体育局、体校自主培养的运动员。他们的人事关系属于培养他的当地体育局。由于体育局和俱乐部存在的合作关系，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体育局可以通过人事关系限制球员的转出。中国篮协甚至有一条明确的国家队队员在联赛转出，必须经所属体育局同意的条款。

　　在过去，CBA俱乐部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能力来培养自己的青年队队员。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和当地体育局直接或者间接的挂钩，从而实现青年队的养成。这种状况存在于过去大多数的CBA俱乐部中，但由于职业化的不断推进，当中的合作形式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以CBA现在的俱乐部为例，就存在多种情况。第一种，完全的民营俱乐部，有自己培养的青年队，人员和体育局不存在任何人事关系。像目前的深圳新世纪队就属于这种状况。他们的人员转出就不牵涉体育局。

　　广东宏远其实属于第二种情况。虽然宏远俱乐部的青年队从属于广东省体育局，但他们的合作更像是委培的形式。因为广东青年队的球员只要升入成年队之后，体育局并不会干涉球员在联赛层面的转入转出问题。只有在涉及全运会，城运会等问题上，体育局才会有明确的限制。苏伟转会至新疆就是这种情况。虽然苏伟已经转会到了新疆，但如果广东省体育局要求苏伟回来参加全运会仍旧是合理的。

　　第三种情况，也是目前争议最多的几个俱乐部的情况。山东、江苏以及辽宁。这三地都是中国篮球的人才聚集地，多年以来为中国篮球大量的贡献了很多的有潜力有实力的球员。然而，由于体育局在和俱乐部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成分相当重要，这些年来这三家俱乐部都出现过关于体制内球员想要转出的各种风波。

　　吴楠事件无疑是近几年来最受关注的一件。因为和俱乐部方面无法达成一致，而江苏省体育局又有俱乐部的股份，作为俱乐部的利益共同体的体育局理所当然不会为吴楠放行。在无法转出，又和俱乐部沟通无效之后，吴楠休息了两年，在这“坐球监”的两年当中，他只能拿着体育局的基本工资度日。在去年他终于等到了江苏体育局的签字，转会了四川队。吴楠曾感慨的说过：撑了那么久几乎就快要崩溃了，如果（体育局）再不放我，我真是要疯了。

　　前山东队队员王汝恒和吴楠有一段相似的经历，只是时间上更短一些。在他没打球的这个赛季里，山东俱乐部从黄金变成了高速，也正是这个变动，让体育局为王汝恒选择了放行，上赛季他也如愿的加盟了四川队。

　　当然提到“坐球监”最轰动的当然非巴特尔莫属，2005年9月，巴特尔与北京签订了为期一年的聘用合同，巴特尔参加了05-06赛季联赛。赛季结束，巴特尔在当年7月向球队提出前往美国治疗膝伤，然后要到欧洲打球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因此，首钢俱乐部也没有与巴特尔续签合同，也就没有为巴特尔在2006-07赛季在中国篮协注册。但实际上，巴特尔并没有加盟欧洲球队，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够自由转会所采取的一个方法。根据篮协规定，球员与注册球队合同期满后，该球队依旧在1年的时间内享有对这名球员的优先续约权，只有“熬”过这一年，巴特尔才能真正恢复自由身。大巴用这样的方式换取了自由身，也受到了很大的非议。

　　辽宁队在球员转会问题上，总会牵连上体育局。“体育局不放人、”“关系转不出去”等等成了被引用得最多的话。以张庆鹏为例，当年若不是体育局给了个“援疆”的说法，想要自由转会基本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再度转会新疆时，他付出的代价就是和体育局彻底脱离了关系。这也意味着他将来退役之后是无法再回到辽宁获得体育局编制的。

　　当然脱离辽宁体制的案例也是有的。周琦是个特殊案例。1996年出生的周琦从9岁起开始在阜新篮球学校学习。2008年他入选了辽宁男篮三队，之后又进入到了辽宁青年队。15岁时，他和辽宁队签订了一份三年的合同，要求是他必须要为辽宁征战2013年的全运会。和同时期的队友赵继伟出自体校相比，周琦是从阜新篮球学校这样的非体育局编制的单位出来的球员，所以和辽宁体育局不存在从属关系。而当时的体育局为了确保全运会只签了三年的合同。合同到期，周琦当然就有了自己选择的权利。

吕晓明是CBA自由球员的代表人物

　　在职业化日渐形成气候的今天很多人会觉得球员脱离体育局关系算不上什么大事，但这对于大部分体制内成长起来的球员而言，其实有着很大的风险。离开体育局也就意味着你的退役生活完全要靠自己，说得再直白些，“青春饭”吃完以后再吃什么饭都要靠自己了。

　　刘相韬是辽宁队曾经风靡一时的球星，然而在退役之后他选择了接受体育局的工作分配，在青年队担任教练的工作。和他一样的还有她的妻子，前辽宁女篮队员张丹。目前她在辽宁女青做助理教练。尽管薪水肯定不如打球时丰厚，但对于两口子来说，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至少是满足了他们一直以来的愿望。

　　就在昨天，CBA著名的小个子球员吕晓明宣布了自己退役的消息。他是CBA最具代表性的自由球员之一。因为所在的球队解散，他意外的离开了原本所属的山东队，成为了一名需要自寻出路的体制外球员。随后的十几年时间，他一直以自由球员的身份辗转于各个球队之间，他效力过的球队多达6支。

　　必须要指出的是，在脱离了体制之外，吕晓明确实获得比体制内球员更大的空间以及资本，帮助其在职业化的市场上更具价值。但压力和现实也是依然存在的，如今他退役了，他要考虑的问题就非常具体了。

　　更现实的是，毕竟一个球队里能够成为球星的是少数人，能够挣得足够多的薪水来保障自己退役后的生活的也是少数人。所以大部分球员仍旧需要体制内的政策来保障自己退役后的基本生活条件。换句话讲，不管是做教练还是体育局当个工作人员，起码后半生有个后路了。这也是大部分球员在面临纠纷和争议时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不能撕破脸，不能断了自己的后路。

　　事实上，无论是体育局培养还是俱乐部培养，这都牵涉着大量的经济投入。球员进入球队接受训练，到全国各地进行比赛，每一项都是需要资金支持。而队员们从青年队开始就可以领取训练费、营养费等各项补贴，这也是体制外球员无法想象的。李娜曾经在自传里讲述过自己单飞后的训练的各种辛苦，不仅是训练的辛苦，更有找赞助等各种周边的操心。但对于体制内球员来说，这些根本不需要他们操心，因为一切都有工作人员保障团队处理好了。

一旦脱离体育局，如何培养后备力量是俱乐部最头疼的问题

　　通过对CBA各家俱乐部的实地采访发现，其实体育局在俱乐部都会扮演其一定的角色，只是比重更有不同，话语权有多少之分。CBA准入条款中明确要求每个俱乐部必须有青年队建制，这使得一些俱乐部必须要依靠当地体育局来完成这一条款，否则就会影响其CBA的准入评估。

　　简单说来，俱乐部对体育局的依赖程度越高，体育局的话语权就越大。

　　然而体制政策带来的都是不好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中超的职业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CBA ，但是随着职业化的推进，中超也面临着诸多因为脱离体制所出现的阵痛。后备人才培养就是其中的一大难点。

　　“当职业化推进，把后备人才培养交给各个俱乐部由市场化的规律去运作时，问题就来了，很多俱乐部本身就是急功近利，根本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做好青年队建设，这导致中国足球的后备人才出现了断档。虽然辽宁体育局的行事作风一直有很多负面，但你必须要承认他们曾经在人才培养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好的典范。而且看到现在的篮球，他们也是如此，无愧于一个体育大省的称号。”新浪网资深足球记者周超在谈及郭艾伦的问题时用一个足球的例子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于体制的利与弊，一定要一分为二的去看，不能一棒子打死。事实也是如此，许多俱乐部在经历了自己培养人才之后也渐渐发现了这当中的困难和不足，也开始寻求更为符合当下实际情况的人才培养之路。

　　今年搬迁到深圳的东莞新世纪和深圳体校就达成了战略合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俱乐部也会从深圳体校选择一些条件好的球员进入到球队当中，既解决了体校的人才输出，又给俱乐部人才储备增加了另一个渠道。更加人性化、市场化的是，深圳体育局对于俱乐部的要求也并不苛刻，“体育局如果要打城运会、省运会时要队员，我们必须给，如果我们没给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但在球员的人事关系关系上，他们虽然有签字注册的权力，但俱乐部层面他们不会干涉。”深圳俱乐部总经理王珏解释说。

郭艾伦和辽宁男篮的争议点并不在体制上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更多地是要呈现CBA中所谓体制存在的一些现象，但郭艾伦和辽宁俱乐部的争议并非是体制问题所产生。

　　郭艾伦作为辽宁俱乐部自己培养的年轻队员，必须按照中国篮协关于自主培养的青年队队员合同条款也就是俗称的“5+3”条款（现已经改为4+2）来进行合同的签署。郭艾伦10-11赛季升入辽宁队，之前已经履行完五年合同，从今年起正式进入3年的俱乐部优先选项年。这也意味着在这三个赛季之内，如果辽宁队不主动放弃郭艾伦，郭艾伦也是无法主动离开的。

　　有人可能又要说了，一个年轻队员一上出来就等于基本上把8年卖给了一个俱乐部，人生有几个八年？这并不公平。然而如果换位思考，如果你是花力气和重金培养青年队的老板，你辛苦培养的队员打了几年就被人撬走了，你还会继续投入继续培养吗？

　　所以，在中国篮协现行的规则和条款之下，目前辽宁俱乐部和郭艾伦之间的谈判完全属于正常的商业谈判范畴，换句话说就是双方的博弈。俱乐部想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郭艾伦想在可行范围内实现自己的价值最大化。

　　其实，谁都没有错，不是吗？

　　（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