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不同于官场，被提拔未必意味着个人发展的新机遇，甚至可能是个人和集体的“双输”。继女排的“菜花”之后，男篮的“锅巴”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比赛的失败，当然不会像矿难那样触目惊心，但如果把由此损耗的人力财力、资源浪费、机会成本以及行政体系的信任损失都计算进来，那也确实是一笔很大的账目。当然，算账是容易的，问题在于根本无法指认具体的债务制造者，从而令所谓问责沦为空洞的词汇游戏。

　　当然不能由郭士强来负责，他的行政职务是辽宁省篮管中心副主任，而服从领导安排，能上能下，是体制内的最高美德。尚未从国家队下课已在辽宁上课，正是行政系统内部对他的最高奖赏。况且，他的下课本身，已算是负责任的一种方式。

　　篮协就更无辜。篮协作为民间行业协会，跟司局级政府机关篮管中心混搭，相当于戏剧舞台上的变脸游戏，主要用于跟国外接洽。而且，像国家队主帅的确定，甚至跟篮协合署办公的篮管中心也并无权力。

　　当选帅权力集中到体育管理的最高层面，即使排除营私舞弊的任何可能性，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也是将技术问题战略化。三大球所谓“少帅”方案，即是瞄准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们知道，竞技体育充当的是一个社会资源的角色，帮助国民提升自信、力量，并制造精神上的优越感。但是，目前的竞技体育几等于奥运，体育总局基本等同于奥运总局。“竞技体育奥运化”的认识，制造了结构性的恶弊，以四年为周期来考核奥运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

　　“牺牲四年，换取一天”，大多数奥运项目能够完美执行，但篮球不行，足球也不行。这些年来，篮球和足球，对于中国人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通过这两个项目，中国人有机会比较清晰地看到“别处”的情景，同时也开始以世界主流而不是奥运成绩为坐标来打量自己。由此催生的民意，让总局的奥运脚步也开始慌乱起来。

　　但是，“锅巴”这个败笔并不足以激发决策者的耻辱感，更不可能触及体制的核心问题。唯其如此，也许应该改革的就是这个选帅体制。当前奉行的拍脑袋模式，意味着相信存在一个无所不能的决策者，而事实上我们知道，从来就没有，未来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大仙。在选帅的问题上，应该通过不同群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在操作层面，去行政化后的篮协，应该成为真正的协商和决策机构，有权力最终确定国家队主教练人选。协会制也有种种问题，但并不能反证“高度集中”的现状就是好的和必须的。

　　篮球曾就谁是中国第一运动跟足球叫板，其实除了天降姚明的福分外，双方堪称难兄难弟，其共同特征就是浓烈的非奥运情绪。中国体育需要在“奥运总局”的管理下，闯出一条非奥运战略的新生路，这需要一个突破口。而在足球早已被证明不堪大任的背景下，篮球成为唯一的选择。

　　考虑到自下而上改革的巨大风险，谁都不能勉强篮协做出头鸟。比较现实的办法是，总局要有直面自身问题的勇气和认知，努力克制继续将权力掌握于一身的冲动。就一个具体问题做出符合世界潮流的决断，譬如下放选帅权给篮协，远比抽象谈论体育机构改革更务实，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