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在我国，除非有特殊需要，统计数字总要好看些的。比如国家统计局年初披露，去年我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5%。而蜗居百姓，直观感受是，房价上涨幅度要比这个数字高得多啊！于是，网络最新流传一个段子：西南大旱，应让国家统计局人员前往抗旱，因为他们水分最大。

    另一关于统计数字的话题，来源于篮协。在被所有同行交口称赞、被誉为“史上最精彩”的2009-2010赛季全明星期间，有领导又向外界释放了一个好消息：本赛季CBA常规赛篮协总预算为4000多万元，比上赛季的5336万元的预算要节省1000万。篮协认为能省下这1000万是因为将去年的50轮常规赛压缩为34轮。马上，就有细心网友为之算账，按这个数据来算，今年打一轮比赛需要117万多元，而去年打一轮需要106万多元，成本怎么增这么多？

    我想说的是，成本增否，它只是一个数字，在我们这里，只要是为核心利益服务的，根本无需去计算成本。比如早有人论证，我们的一枚奥运金牌“价值”7亿元，值不值？放到CBA，赛程缩短，对俱乐部来说，球票收入减少；对运动员来说，锻炼机会减少，值不值？可按官方说法，“篮协预算节省，还可以减少球员伤病，更重要的是，联赛赛程减少可以为国际大赛让路。”

    看，先关心钱袋子，再关心球员身体，多好的政策。不过再往后看，“为大赛让路”才是联赛缩水的最大原因。为大赛让路，大家都知道，也就是为成绩和政绩让路，也符合“举国体制”的要求。那么，俱乐部收入增多减少，球员锻炼机会增多减少，成本增多与减少，又有什么关系。

    说到“举国体制”，就我个人来说，已不再视之为洪水猛兽。很多时候，在我看不懂想不明白时，我会用我很崇敬的艺术家陈丹青先生的一句话来排解内心，陈丹青说：中国的事情，我只有一个最低要求，让他发生。

    那就让他发生好了。

    最近，我也很关注足球管理中心主任韦迪先生的“韦十条”，他提议国奥打中甲，国少打中乙，由此引起的一场大论战。本报张路平先生在3月17日发表的《国奥打中甲，天塌不下来》一文中，有一段论述，我视之为张先生用足球对陈丹青“发生论”的诠释。张先生说：请不要用国外的经济理论，来论述市场和行政力量之互不兼容；也不必用普世的社会发展理论，来论证举国体制的落后；更不要扯什么社会公平与程序正义。中国之事，自具“中国特色”。夸夸其谈只会紊乱中国足球前进的理路。我们不能改变举国体制，何妨接受它，为足球所用。

    同样，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篮球上——何妨接受它。为大赛让路而牺牲联赛，在李元伟时代发生过，在信兰成时代不也成为现实了么？

    再透露一点，就在2009-2010赛季开赛之前，因为云南队受罚出局，新赛季只有17支球队，而当时一位篮协官员曾设想，用CBA各青年队优秀球员加各一线队打不上主力的青年球员组队，作为第18支球队参加2009-2010赛季CBA,在赞助商都已基本谈妥的情况下，这个构想最终因故未成为现实。

    呼，真替足球感到幸运，幸好未成为现实，要不，足球作为职业联赛的先行者，让篮球在这个创举上抢了先，面子何在。另外，也想跟篮球说点掏心窝子话，枪打出头鸟，在从专业到职业的道路上，冲锋在前的足球为篮球挡了不少子弹，也贡献了很多前车之鉴，这一次，咱也别冒进，还是让足球先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