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眨眼的工夫，孙大爷退休了。

　　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孙大爷已经60花甲了。之前，我只知道孙大爷是大爷，知道在我刚做体育记者的时候，孙大爷已经在这一行里干了20年，不知道孙大爷到底多大年纪。圈里的同行们，按年龄断代，和孙大爷差不多年纪的就叫他“保生”，稍微小点儿的就叫“保爷”，再小的就叫“孙老师”，而我，一直叫“孙大爷”。

　　北京人喜欢彼此叫“爷”，管长辈叫“大爷”而不叫“伯伯”，因为“大爷”透着股亲切劲儿。彼此间既是长辈和晚辈，又像朋友。孙大爷对身边的孩子，就像朋友。我的徒弟，《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周赫，也叫他孙大爷。俩人都采访北京首钢男篮，有时候一块儿出差，就一起喝两杯小酒儿。

　　在我这一辈开始进入这个圈子时，孙大爷就是圈里的老人，天天和我们一起采访。那时候，篮球不火，篮球记者还很少。后来，篮球火了，篮球记者就像雨后春笋，又出来三四拨。孙大爷还是每天和他们一起采访，直到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大赛——山东全运会。有时候，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回头一望，尽是少男少女，只有大爷一个鬓发斑白的老人，乐呵呵的，到哪儿老提着他的手提袋。

　　这就是孙大爷。他在体育新闻的行当里干了30年，把自己的同辈都熬成了领导，比他小个一二十岁的，大都坐在办公室里不出门了，只有孙大爷，一直坚持在第一线，用自己手上的笔，写亲眼看到的东西。体育新闻这个行当里的个人发展轨迹，往往是从记者做起；当你有了一定经验和阅历，又不想长年在外奔波，就开始转行做编辑；当你做编辑站住了脚跟，就渐渐向领导看齐了，不是这主编就是那主任了。但孙大爷没按这个轨迹走，三十功名尘与土，一直到退休，他始终都是一名体育记者。

　　我想说的是，这其实意味着，在孙大爷的整个职业生涯里，他从来没有真正升迁过。这30年里，孙大爷数次放弃了那样的机会，也因此放弃了权力和可能带来的利益。在这个圈子里，没有几个人能像孙大爷这样，坚守着自己的热情。他喜欢做一名记者，喜欢用自己的视角观察和书写，无论他已经多大年纪，他都喜欢亲自站在比赛场边，每天发现新的新闻点，结识不同的人，而不是守在办公室里，面对电脑和版样，每天经历同样的生活。这种探索的热情，就是一名体育记者最初的梦想。大爷把这个梦想坚持到了最后。

　　同样，在这个圈子里，也没有太多人能像孙大爷一样，坚守着自己的原则。60岁的孙大爷不会说英语，更不能像那些语言能力出色的晚辈们能跟八国联军吵架；大爷也不怎么用电脑，基本是靠手写和传真发稿。但在这个信息爆炸，新闻海量，炒作成风，标题党横行的媒体世界里，大爷始终不跟风，不失实，也从不畏惧在需要的时候表达自己最犀利的观点。每天网络上的篮球新闻成百上千，但经纪人夏松曾经对我说：“还是孙大爷写的最有分量。”

　　因此，我们作出的这一期特别报道，不但是送给孙大爷——他写了一辈子报道，应该有这样一期报纸(尽管不是《北京晚报》)，在他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来报道他。这个行业应该记住“孙保生”这个名字，记住他对篮球的热爱。今年夏天，在中国的街球圣地——北京东单球场，曾经有个活动，叫做“回到东单”，那些在街头叱咤风云的新锐们尽情献艺。孩子们请了很多人，却没有请孙大爷“回到东单”，40年前，他和他的北京工人队正是这里的主角。

　　同时，我也想把这期报道送给体育新闻记者这个行业。孙大爷为这个行业设立了一个标准。无论我们是否做了这主编那主任，都应该记得自己的起点。当我们不再采访，不再“新闻饥渴”，不再思考，不再书写，我们其实已远离了最初的梦想。

　　孙大爷把他“北京首钢赛区指定记者”的头衔传给了周赫，说要“待在家看电视了”。但我知道，他一定还会去球场的，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