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一个事件，放在不同的眼光中，解读出来的观点，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几乎成了中国社会独特的一种现象。不同的阅读方式和出发点，常常会使围绕事件本身的讨论，陷入难以为继的困顿。

　　像中国男篮在主场的亚锦赛决赛，被伊朗男篮打得体无完肤，比赛还没结束，针对新帅郭士强的怒骂声，在天津球馆里就此起彼伏。比赛一打完，媒体评论，就会将足篮排三大球后奥运时代的艰难组合成综合现象来进行探讨。和国足新帅高洪波、女排新帅蔡斌相比，郭士强是比较倒霉的，因为他是第一个迎接国际性赛事，赛事本身就带有“硬指标”的主教练，整合球队资源、备战时间都相对更为短促。因此同样时段里，女排也输球，国足更是出征东南亚，打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别别扭扭，但男篮在亚锦赛决赛上的一败涂地，让郭士强和这支姚明缺席的国家队，乃至北京奥运会之后的篮管中心，都蒙受了巨大的压力。

　　这一场失败，并没有影响中国男篮参加土耳其世锦赛的资格，可是因为比赛过程太过消极，肯定会有大范围讨论分析。于是两种阅读出现。

　　当重挫之后的激愤情绪消退，输球的原因自然会呈现出来。姚明缺阵是原因，然而中国篮球不可能永远指望姚明；新帅临场指挥不当是原因，但是委任郭士强，自然要承担风险；甚至国家队备战时间不够长、NBA球员合练次数不如以往，都可能成为理由。还有一条理由，那就是中国男篮有身体缺技术，特别在后场外围球员技术风格的严重雷同和单调上，体现得格外明显——这意味着失败或许在十年前当这些球员还在打技术基础的时候就注定了，只是因为姚明这个巨人的存在，隐患被长久地忽略。

　　倘若从篮球运动推广和职业篮球培育的市场化角度看，这场失败本身不值得大惊小怪，亡羊补牢的功夫，是要为十年后做准备，能够从篮球推广尤其是青少年培训上，弥补技术差距。身材上看，中国男篮能伫立于世界篮坛，可是技术、力量、身体对抗、战术临场适应各方面，伊朗给我们上了血淋淋的一课。解决之道，在于回到源头去补强基础，依托市场和大众体育的力量，从本质上增强篮球运动在中国社会的生命力。

　　但是另外一种更强势的阅读也在出现：坐拥天时地利人和的亚锦赛都输了，虽然没影响世锦赛名额，可下一届亚锦赛怎么办？下一届亚锦赛直通伦敦2012年奥运会，只有冠军才能参赛，不容有失啊！姚明是否要回来参赛？必须的。效力NBA的球员是否要提前回国合练？必须的。联赛是否要为国家队让路？必须的。是否需要强化篮管中心对国家队的管理、俱乐部是否都得为国家队集训做出牺牲？必须的。

　　还别说两年之后的亚锦赛，明年亚运会的中国男篮怎么办？广州亚运会，中国男篮又是本土作战，正好是洗刷亚锦赛耻辱的直接机会。虽然时间发生在十月，和NBA新赛季备战期有些冲突，但如何权衡各种利益？

　　于是这更强势的第二种阅读，必然会是强化篮球举国体制。惨败摆在面前，及时补救，肯定能把国家队的战斗力快速提升，保住亚洲霸主、世界八强的地位，以体制衍生出来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势，何愁对付不了伊朗和西亚一些新兴篮球势力。

　　事实上，在这场惨败发生前，第二种阅读已经产生。篮管中心的领导更迭，催生了联赛为国家队让路的“信八条”，姚明似乎说过，牺牲CBA无异于杀鸡取卵，但姚明的阅读显然属于第一种方式。网络上流行的一副对联更令人忍俊不禁：上联是，谢天谢地谢亚龙，下联为，信神信鬼信兰成，横批：足篮打水。这是球迷激愤的灵感迸发，却也能反映出一些和篮球运动管理者不同的阅读方式。

　　一场失败导致的两种阅读方式，以及可能延续出来的效果，也会不同。完全从市场和篮球公众推广角度着手，为时长见效慢，虽是长治久安的方略，却未必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需要，何况这种方法不可能解得了2010年亚运会和2011年亚锦赛燃眉之急。第二种方式自然会更立竿见影，但对这项运动在中国的长久普及，能起到什么作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有谁考虑过十年之事？

　　回到问题最初的原点：我们究竟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项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