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顾晨报道

　　后奥运时代，庞大的中国体育构架中市场化步伐最为激进的足球和篮球面临“二次改革”。继足球青训体制回归政府主导之后，篮球职业联赛也在此背景下悄悄地“变脸”。

　　在前北京奥运会时期，有一种观点在体育理论界流传颇广，不少积极推动体育职业化改革的人士预测：2008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的体制和机制将发生更大幅度的变革，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深入，而举国体制的作用将逐渐淡化。但是，随着庞大的中国军团在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上取得前无古人的51金，屹立奥林匹克之巅后，类似的观点似乎就不再受到追捧。

　　2008年10月13日，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体育系统《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话尤其引人深思。刘鹏认为，“曾经有人说，奥运会将是中国竞技体育‘最后的绝唱’，奥运会后举国体制将寿终正寝。这种看法缺乏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刘鹏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举国体制，还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完善举国体制。对于奥运会后中国体育的发展，我们要继承奥运遗产，发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理念和经验，坚持改革创新，解决存在问题，不断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继足球青训体制回归政府主导之后，篮球职业联赛也在此背景下悄悄地“变脸”。本周，篮协新任掌门信兰成在联赛总结会上提出的“七上八下”，更是在此背景下酝酿产生的。篮球界的资深人士认为，从信兰成重归篮管中心到此次联赛改革措施的出台，应该都是更高层调整和改革思路的一脉相承。在不少人看来，近年来职业赛场上乱象不断、但在国际赛场上战绩平平的三大球，将面临职业化启动之后的“二次改革”。

　　在地方体育局中，离中心最近的北京市在这方面最为积极。继年初向北京国安俱乐部注资2000万之后，两个月前再度“带人、带资金、带管理”进入首钢篮球俱乐部，建立长期共建的工作协调机制。此举所弥补的，正是信兰成首条所指出“职业发展规划设计基础较弱。脱离了实际，省市体育局的定位含糊，过于强调俱乐部，弱化了政府的角色，举国体制作用在联赛中未能充分发挥”。

　　足球职业联赛至今已有十六个年头，期间已经过甲A和中超两个阶段；CBA联赛晚一年起步，至今也有十五年。在更高管理层看来，发展至今，职业联赛发展的势头逐渐放缓，而各种弊端不断爆发，以前举国体制下的部分优势却几乎荡然无存。因此，需要重启“举国体制”中的部分机制来对冲职业体制中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