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足球该怎么抓？--足校：足球少年的歧路？

高丰文足球学校的孩子在门口大坝上训练　记者　柴春芽 查看全部体育图片 循环图片

足校的孩子，未来是希望还是迷惘？　记者　柴春芽 查看全部体育图片 循环图片

　　□本报记者　张浪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娃娃足球该怎么抓？

　　20年前的5月19日，中国足球经历了“5·19”的耻辱。2005年5月18日，高丰文的足球学校10周年庆典，它成了沈阳足球学校最后的标杆。

　　这个标杆，是叹号———感叹一个足球老人的坚持，更是问号———提问中国足球的未来。

　　一个足球老人的庆典

　　“即使只是一颗陨落的流星，也能为别人照亮一段路。”

　　高丰文的足球学校已经成了沈阳足球学校最后的标杆。

　　提起高丰文的足校，无论是辽沈的记者，还是长期从事青少年足球训练的教练，都说：“他那足校还行。”东北人说话，表扬人的词汇少，“还行”已经是非常高的赞誉。

　　5月18日，高丰文足球学校10周年庆典，辽沈地界上搞足球的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到齐了，国内30多家媒体也都自费前来采访。高丰文忙着迎接各方宾朋，银白的头发在人群中煞是抢眼。熟悉中国足球的人都知道，那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中国队输给泰国队后，一夜变白的。

　　足校的孩子们在这个节日没有被安排训练，大一点的负责搬些桌椅布置会场，小点的手拿着足球在人群中穿梭着，到处索要签名。

　　“高指导比以前老了。”“难免嘛，都已经66岁了。”几个辽沈的体育记者，抽着烟在一旁议论。

　　庆典开始后，轮到高丰文讲话的时候，高丰文的老伴、原辽宁女篮队员王秀文所在的“妈妈篮球队”的一群老太太，就孩子般欢呼起来。

　　高丰文在讲到为何执意坚持办足球学校时说：“感慨、悲观、叹息，这些对中国足球都无济于事。只有脚踏实地多做点事情，才真对中国足球有利。尽管眼下困难依存，我相信终能到达成功的彼岸。即使只是一颗陨落的流星，也能为别人照亮一段路。”

　　高丰文跟青少年足球教育的渊源要追溯到20年前。1985年的高丰文踌躇满志，那时他是中国少年队的教练，带队在北京打世界少年足球锦标赛。当时的第一个对手玻利维亚队，横扫欧洲无敌手，却在这次锦标赛的开幕式上，被中国少年队1比1逼平。中国少年队又接连战胜几内亚、美国，以小组第一打进了世界8强。就在那次闭幕式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带来了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中国少年队打得不错，“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1987年，命运将高丰文推上了巅峰，他以国家队教练的身份，带领中国队历史性地打进了奥运会。1989年，还是命运，又将他狠狠地摔向了谷底，在世界杯外围赛打平就出线的大好形势下，两个相似的黑色三分钟将中国队已经迈进世界杯的那只脚，又给拔了回来。

　　这成了高丰文心底最大的伤疤，时隔16年了，当5月19日《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又问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还是陷入了短暂的失忆，显得不知所措。

　　而1990年的亚运会在家门口惨败给泰国终于让高丰文一夜白了头，也彻底淡出了中国足坛。赋闲几年用来疗伤后，1995年，他想起了老人家留下的那句话，“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从此，他选择了青少年足球教育，成了著名的“中国足球乞丐”。

　　之所以说“乞丐”，是因为当时高丰文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当国家队教练的时候，一个月才300多元的工资，哪来的钱？全靠东家一点西家一点去化缘。建足校的时候，每根钉子都是我老伴亲手买的。”

　　10年过去了，足校已经今非昔比。主楼、招待外队住宿的招待所、三块土场、一块草皮场、一块风雨操场、两架割草机，还有专门的压路机、一套价值十几万的矿化水设备……已经很难在全国找到硬件如此完善的民办足球学校。

　　每天早晨5点半，高丰文就早早地起床了，围着自己的足球学校转上一大圈。偶尔停下脚步，端详每一棵树木。那些10年前栽下的树木，如今都长高了，高丰文清楚它们中的每一棵，哪一棵生病了，哪一棵生新枝了。他用手指指点点，“你看，到处都是树，多绿啊。十几个品种呢。它们长得真好。”

　　说起树经，高丰文总是滔滔不绝，及至话题转到足球，就又变回了吞吞吐吐。他刻意回避办校过程中的艰难，话题更多地停留在种树上。

　　“难，开始的时候真难，从前这里没有一棵树，有的就是黄土和荒草，现在那块大草坪，原来就是片沼泽地，我总看到鸟在那里起落，过去一看，一个好大的水坑，坑里面都是鱼。我们就用大盆一盆一盆地捞。你再看现在，平看不见天，俯看绿一片，仰看天更蓝。”

　　足校：来如风，去如电

　　球迷、家长对中国足球失去了热情和信心，足球学校也随之崩盘

　　10年前，高丰文筹办足球学校的时候，根本想象不到10年时间，中国足球的形势会如此急转直下。

　　辽沈大地上的足校曾有多少所，谁也说不清。而今，除了职业俱乐部办的足球学校，良性运转的只剩下了高丰文足校一家。当年的三大足球学校的另外两个，虎星、毅志，剩下的学员都不超过20名，无法继续支撑———一落千丈，就像今天沈阳人对足球的热情。

　　记者的一个切身感受是，以前在沈阳，登上一辆出租车，司机左绕右绕，总会把话题绕到足球上去。跟你谈辽足的十连冠，给你谈大羽、张玉宁。而这次在沈阳采访的一星期，记者几次试图和出租车司机攀谈足球话题，得到的回答都是：偶尔在广播里听听比分，总还关心那个啊。

　　足球学校肇始于1980年代末，辽宁的第一家足校———绿茵足校诞生于1989年，由中国的球迷领袖黄祖刚与倪继德、杨玉敏等人一起创办。这也是中国第一所足球学校，在此之前，中国所有的足球运动员都来自专业队、来自体校。

　　绿茵足校的最初设计，是作为辽宁足球队的后备队。曾经培养出马林、傅玉斌等优秀球员的教练倪继德等制定了一份为期16年的庞大人才培训计划。但是足校的生存很艰难，他们全部的费用来自于沈阳的一家企业每年赞助的5万元。

　　1994年，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开始了，市场化成为足球界每人必谈的新名词。这所既不市场体制也不计划体制的足球学校终于走向了尽头。

　　1995年，黄祖刚、倪继德、杨玉敏相继离开，郑智等优秀球员被国家队挑走。辽宁体委大院决定解散足校的两支运动队，刚好高丰文足球学校成立，剩下的学员就集体转投高丰文，成了高丰文足校的第一批学员。

　　与高丰文足球学校前后脚成立的，还有原沈阳队主教练赵树元任校长的虎星足球学校，前国奥队球员庄毅创办的毅志足球学校。这也是后来辽宁规模、知名度最大的三所足校。

　　最初的足校，审批较严，创办者多为经历了足球之痛，想为中国足球做点什么的圈内人。他们熟知足球规律，前期只有投入，没有收益，都把足校的建设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做。

　　1997年，一切都被打破了。中国的足球大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经过四年的职业化，球员的收入直线上升，企业老板不惜烧钱，在足球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面前，几乎所有的人心态都开始失衡。有人把1997年当作一个分水岭，称1997年之前为单纯足球阶段，而1997年后，中国足球进入了透支足球阶段。

　　这一年，在足球改革和全国大办足球学校的风潮中，辽沈大地上也突然冒出了一大批足球学校。“之前对足球学校的审批还很严格，这下乱了套，足协也可以批准、教委也可以批准，而且条件非常简单，这样就导致很多没有办学条件的人，创办了足球学校。”虎星足球学校校长赵树元说。

　　大批的孩子被家长们送到足校去学习足球，即使面对同样直线上涨的学费也不退缩。更多的人看到办足球学校有利可图，纷纷加入其中，广告一个比一个打得响，牛皮一个比一个吹得大。那时节辽沈大地上的足校有多少所，谁也说不清。

　　等到2001年，在中国队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刺激下，足球学校发展到了顶峰，“人人办足校，人人当教练，人人学踢球”(当地人语)。可惜好景不长，随着2002年浙江绿城俱乐部站出来痛击假球黑哨，中国国家队在世界杯上铩羽而归，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积攒的问题仿佛一夜间爆发了，足球黑洞、黑幕不断掀开，中国足球开始多灾多难。等到冲击奥运会、世界杯全盘失利，2004年，中国足球终于崩盘了，球迷、家长对中国足球失去了热情和信心，足球学校也随之崩盘，仿佛一夜之间，辽沈大地上的足球学校，几乎全部倒闭了。

　　被足球所伤的孩子

　　就算是足球学校的成材率能够达到5%，那剩下的95%的孩子会有怎样的前途和命运呢？

　　2005年5月19日，20年前的这一天，中国足球经历了“5·19”的耻辱。有一位父亲，曾经的铁杆球迷，显然已经忘记了这一天的特殊性，他有的只是对自己孩子前途的茫然。

　　他喃喃地说：“我把孩子送进足校没指望他成为球星，但也没想到他会成为一个废人。”

　　这位父亲的故事，更多地来自辽宁足球队老教练李旭川对记者的讲述，他曾担任过毅志足球学校校长7年。

　　在他家的楼上，住了一个小球员，在一所足校学踢球。爸爸是搞基建的，包工头，母亲在家开了一家麻将社。1997年，足球学校在沈阳风起云涌的时候，他们想到了把7岁的孩子送到足校，寄宿制的足球学校可以省去他们的很大精力，又可以让孩子把身体练得壮壮的，何乐而不为呢？

　　到2003年，6年的足校生活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语言表达不灵光，当别人问起你爸爸妈妈都做什么工作啊，他会说我爸爸是盖房子的妈妈是打麻将的。计算能力更不灵，相当于小学四年级的年纪，个位数加法也要把双手背到后面去掰指头。

　　最大的烙印还在于身体上，进校时一个体型很标准的孩子，在踢了6年足球，一停练就成了一个巨硕无比的小胖子，走路都直喘。有一次，他爸爸刚好遇到李旭川，苦笑着开玩笑：“您认识人多，要不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去日本学相扑吧。”

　　足球学校的成材率有多少？通用的说法是不足5%———这还是个经常被怀疑为虚高的数字。就算是足球学校的成材率能够达到5%，那剩下的95%的孩子会有怎样的前途和命运呢？

　　“家境好的就兑个铺子做点小买卖，或买个出租车开，穷人家的孩子，就只能去当保安什么的了。”赵树元说。而辽沈足坛的开山元老倪继德更干脆，“踢不出来的咋办？去澡堂子给人搓澡呗。”

　　倪继德曾经把足球学校的生源总结成三种人，第一种是父母离异的，孩子没人管。第二种是父母做买卖的，孩子没时间管。第三种是小胖子，为了减肥，就让他踢足球吧。这三种人之外的才是真正热爱足球，充满明星梦的孩子。

　　一般的足球学校收费都在1.5万到2万之间，以一个8岁的孩子为例，进入足校训练，到18岁进入职业队前，仅学费一项就需要大约20万左右，这里面还不包括孩子的零用钱、每年的冬训费、可能存在的其他黑色支出。再想向上一级攀升，吃上足球这口饭，所费更巨。

　　踢不上职业比赛，吃不了足球这碗饭，人财两空就是95%的孩子和家长共同承担的事实。

　　“难道我们用钱堆出的，就是这么一个什么也不能干的废物？”倪继德说他听不止一位家长这样抱怨过。

　　荒诞不经的故事

　　“我搞足球工作这么多年，现在竟然有那么多我不认识、也不认识我的教练，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

　　《辽沈晚报》、《沈阳今报》分别于2003年、2005年推出过足球学校的黑幕调查，披露出的事实包括：大部分足校不具备草皮场地，住宿条件差，经常一个房间住上二三十人。

　　“三陪小姐”与足校球员同住在一栋仅三层的小楼里。小球员们经常隔三差五地出没在“三陪小姐”的房间里。

　　为防止小队员晚上外出，足校每天晚上都放“鬼片”集体收看，果然效果显著，再也没有人敢外出……

　　有的学校如不递红包，想得到重点培养甚至入围一线队难度之大势比登天。

　　为了在与同龄人的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而进入职业球队的后备队，有些足校甚至在招收学员时附带着改年龄的程序。

　　一位曾经做熟食生意的小老板见到足校这一行业有利可图之后立即上马。在一无教练师资力量、二无任何办学经验和足球经验的情况下成立了一所规模不小的足球学校，随后他将七大姑八大姨悉数变为学校的老师、教练和管理人员。

　　刚才还在厨房切墩，转眼间穿上了运动服，这位厨师教练把球扔出去之后让孩子们随便踢。不过他也经常叫停比赛，质问孩子们是怎么踢的，怎么没有好好踢，至于怎么样踢才是好好踢，孩子们始终无从知晓。

　　教练员素质低下，连报纸都读不下来。恰恰是这些没文化的教练，在足校准备换人的时候，突然把整支队伍拉走，脱离了足校去投奔其他足校，甚至有人干脆自己干起了俱乐部。

　　辽宁足球队的老教练李旭川在广西北海基地协助训练，这个被公认为“别人都在变，只有他不变”的老足球工作者抑制不住自己的气愤和惊讶。他亲眼所见的事实超过了他几十年足球教练经历的理解范围。

　　一个球队93名队员一起训练，形同放羊。在打教学比赛时，教练躺在一边睡大觉，比赛结束了，队长叫起了他，比赛结果几比几都不知道。

　　另一支球队，7名队员，4名教练，队员中还包括一名女队员，住宿的时候，为了省钱，男女混住上下铺。

　　他质疑一支球队队员的年龄不实，一个教练公开和他叫板，年龄随便改一岁1万，两岁3万，三岁5万。

　　李旭川很痛心：“我搞足球工作这么多年，现在竟然有那么多我不认识、也不认识我的教练，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这么搞下去，中国足球没希望的。”

　　“足球人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干的那个都有点像公益事业了，我干不来。”

　　“原来的球迷多热情啊，想踢球的孩子也多，现在……有几次我和老高都不想干了，你说还有这么多孩子在这呢，咱不能半路撂挑子啊，咱俩都不是那样的人啊。”高丰文的老伴、原辽宁女篮队员王秀文快言快语。

　　而当记者向高丰文求证，“这10年来遇到艰难的情况打没打过退堂鼓？”高丰文断然否定了，“没有，从来没有。”

　　其他足校遭遇的难题，高丰文足校都遭遇了。其他足校陆续倒闭了，高丰文足球学校迎来了10年庆典。高丰文对每一个记者都说：“不要把我和我的足校捧得太高，我就是在做一件足球人应该做的事情。”

　　高丰文的家在北京，中国足协分配的房子，但他吃住都是在沈阳的足校。一日三餐和学员都在一起，惟一区别的是他比学员多出的野菜蘸酱，青菜蘸酱。

　　面对记者，高丰文不爱回忆经历的困难，最爱摆自家学校的家当，“咱不能总和人家张嘴，现在切割电焊疏通机，全买全了，有点钱就置办家当。”他说，“70年的土地使用权也是自己的了，基本没有什么再投入了，要是像其他足校那样什么都租，我们也挺不下去。”

　　除此之外，他就爱说自己给学校定的那些规矩。

　　在高丰文足球学校，那些小学员遇到陌生人，总是会甜甜地叫：叔叔好，阿姨好。这都是他们的“高爷”、“高奶”定下的规矩，在足校里，脏话是严格禁止的，第一次说警告，第二次说停止训练。

　　“我给这些孩子订下的规矩还很多呢，”高丰文说，“比如年纪大的球员和年纪小的冲突，无论什么原因都保护小的。入校时间早的和入校时间晚的冲突，批评入校早的。让他们从小就习惯严格训练、严格管理、严格素质教育。”

　　文化课是高丰文特别在乎的。“本来进足校的，就大都是不怎么爱学习的孩子，所以文化课更要狠抓。”学校的文化教员都来自附近镇上的中学，有些孩子在课堂上打打闹闹，不听讲，高丰文约束他们的办法是，凡是在文化课上违纪，就停止他的足球训练。足校的小学员们最怕被停止足球训练。“你不能停他们的文化课，他正不爱学呢。”高丰文专门安排了一位巡视员，检查学生的文化课学习情况，他和老伴也经常偷偷地跑到教室旁，抓学生违纪。

　　尽管如此，一位学生家长还是表现出了对孩子学习的担忧，在与记者一同回沈阳的车上，他对记者说：“把孩子送到足校，是我们信得过高指导的为人，但孩子的学习确实让人忧心，文化课老师都是在外面聘的，再认真负责也顶不上普通学校的老师跟着班级转。我现在很后悔，让孩子走足球这条路，一旦踢不出来，真就可能废掉了。”

　　前辽足主教练杨玉敏现在也在从事青少年足球教育，不过他搞的不是足校，是个青少年训练中心，“和足校的区别就是，我们没有文化教育这一块，我对这块没信心，干脆都让他们在旁边的学校借读，和其他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文化课通不过，就不收他做学员。”

　　到目前为止，高丰文的足球学校保持着远超5%的成材率，他的数字是25%。从这个学校走出来的孩子，有入选过国家队的现国青队主力陈涛，也有杜震宇、张宝峰、王栋等前国奥队队员，40多人打上了职业俱乐部，还有8名队员考上了大学深造。

　　“那是因为他不是什么孩子都收，他得觉得这孩子是踢球那块料。不合适的就想些办法拒收或劝告他从事别的了。”辽沈晚报张锦桥对高丰文足校的入学门槛很清楚，前两年，他的一位唐山的朋友的小孩酷爱踢足球，朋友就决定出了十多万元的赞助费把小孩送到高丰文足校来踢球，让张锦桥帮忙说说看。高丰文的回答是：“还是先看看孩子吧。”看后高丰文直摇头，那小孩颠球不超过5个，跑起来还一窜一窜的。高丰文又安排了两个小球员和他打对抗，他根本连球都摸不到，而安排的那两个小球员是技术最差的，学校准备淘汰的。高丰文明确告诉那小孩：你踢球没什么前途。在食堂吃中饭的时候，小孩眼望着天花板不说话也不吃饭，张锦桥问他：“你还想来踢球吗？”小孩回答：“不想。”

　　对于足校输送给职业俱乐部的球员，足校会不会因此大赚一笔，熟悉高丰文足球学校情况的《球报》前副总编杨廷彬说：“没有的事，基本都是白给了，原来想过要收钱，后来发现俱乐部又把这笔钱都转嫁到家长头上，高指导就不要了。”

　　至于收费，高丰文对每个球员收取的费用是不同的，像入选过国家队的陈涛在高丰文足校训练7年，总共只花费了8000元。“以前也接收过一些不太符合条件，但又强烈要求进足校的，把他们编成了一个自费班，用他们的高学费内部调节，补一下那些学费低的家境困难的孩子的支出。”

　　现在高丰文足校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好学员来足校学习，“足球的大环境恶化，家长都被足校骗怕了。”杨廷彬替他解释道。

　　年岁渐长的高丰文一度想让自己的儿子以后接替自己，继续办足校。有着自己事业的儿子拒绝了，“他们干的那个都有点像公益事业了，我干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