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即将在奥体中心体育场上演的奥迪俱乐部杯，把德甲(微博)冠军球队拜仁(微博)慕尼黑队和沃尔夫斯堡队带到广州。时隔12年之后，中国亿万球迷将得以再次与德甲巨人拜仁相聚。    

　　同样是在这个夏天，圣殿杯带来了英超冠军曼城(微博)队和阿森纳(微博)队的对决，超级杯则将上演意甲冠军尤文图斯(微博)队和那不勒斯队的碰撞。顶级体育商业赛事热捧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因为，这里不但拥有热情的球迷，更有着他们身后巨大的商业市场。

　　但9年前的2003年，也是在广州的省奥体中心上演的一场商业赛事不应该被历史忘却。在那场2002年韩日世界杯冠军巴西队与中国国家队的友谊对抗赛中，承办方广州市足协首次引入股份制经营的模式，开拓了多渠道举办赛事的思路，部分解决了政府部门财力不足的问题，也引入了更多的商业操作手段。

　　当中国体育在市场与计划之间摸索之时，“中巴之战”的成功举办，创新了商业赛事的组织模式，也成为了中国体育商业赛事的历史典范。

　　空前成功背后千钧压力

　　拥有罗纳尔多、里瓦尔多、小罗纳尔多、卡洛斯、卡福、德尼尔森等一线巨星的世界杯新科冠军巴西队参加的比赛，当年点燃了整个城市的激情。不仅羊城大街小巷处处可见“3R”的宣传海报；30元一张的训练票很快被抢购一空……

　　这场比赛还创下了许多个当时令人咋舌的纪录：巴西队出场费达到125万美元的“天价”、广州某媒体以100万元(另外一种说法为60万元)买断了“3R”的采访权、“中巴大战”的最佳球员奖金达到200万元人民币，比国际上通行的单场最佳球员奖金高出数倍。除此之外，采访“中巴之战”的记者有500余人，这也打破了当时国内采访单场体育赛事的纪录。

　　但在比赛成功举办之前，外界舆论一致唱衰这场赛事举办的可能性。一是因为125万美元的出场费是一个天文数字，另外也因为中国足协早有规定，所有带有商业开发色彩的国家级球队涉外比赛，都必须由其旗下的福特宝公司来负责运作，而这场比赛却是广州市足协出面组织。

　　这场举国关注的经典大战，从拍板到上演不过一个多月时间。为筹备这场重头戏，作为中巴大战的总导演广州市体育局、广州市足协承受了沉重的压力，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2002年11月，在与一家香港经纪公司的交往中，广州市足协萌发了邀请巴西国家队访华与中国队交锋的想法。广州市足协通过经纪公司与巴西足协联系，得知巴西足协虽然有派国足访华的意愿，但首选并非中国，而且开出的价码很高；而经纪公司则告知市足协，乌拉圭、埃及两国国足均有访华的意愿，而且开出的价码仅为巴西的三分之一。然而，考虑到巴西队巨大的市场价值，市足协明确向巴西足协表示，只要该国国家队愿意访华，他们就承接比赛组织，前提是访华的巴西队必需由征战世界杯的球员组成，退役的球员除外。

　　在得到巴西足协的明确答复后，市足协正式向中国足协递交意向函，并很快得到了批复。4天后，市足协正式决定承办中巴之战，向市体育局正式申请，并向市政府提交报告。但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前期投入将达到1400万元人民币之巨，创下了中国足球史比赛开销的最高纪录。

　　股份制运营终获盈利

　　“中巴大战”1400万的预期投入中，广州市政府和体育局共出资300万，剩下的资金则需要在市场上募集。市足协在算了一笔账后，决定冒险一搏。

　　由于中国足协作为主办单位占有了冠名权和24块广告牌的经营权，因此留给市足协的不过是一个最佳球员的杯名和16块广告牌，可供利用的资源并不多，因此门票收入就成了中巴之战最大的财源。

　　这笔账是这样算的：运作中巴之战要想收支平衡，至少需要4万人入场看球。从以前市足协承办过的中柬之战作为参照估算：当时入场的球迷有近15000人，而巴西队的吸引力肯定大大超过柬埔寨队，因而估算中巴之战入场球迷增加一倍并不为过；而珠江三角洲及深圳等地球迷在中柬之战时有近5000人，同样按增加一倍计算，就有10000人了。因此，通过促销使中巴之战入场球迷人数达到预想目标完全有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市足协没有选择交通更为便利的天河体育中心，而将赛场定在奥林匹克体育场。

　　除此之外，球票的定价也相当关键。由于前期投入较大，在讨论门票定价时，就有人建议最高票价定在1500元，但市足协考虑到实际情况后，决定将最高档票的票价定在900元，明显低于前段在同一场地举办的一场演唱会的价格。举办方在球票定价方面的认真地考虑不仅保证了上座率，而且也实现了最初的收入预想。

　　在巨大资金缺口的压力下，广州市足协找到了两个合作伙伴，广州嘉祺电子资讯有限公司和香港国际文娱管理有限公司。最终，三方采用股份制方式进行合作，以分摊的方式解决了预算过大的问题，也分散了各自承担的风险。当然，这笔预算也是建立在对广州球市和消费水平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事实证明，举办方通过对票房、广告、冠名、电视转播等方面的有效经营，不仅没有亏本，而且实现了当时近年来同类商业比赛最高的利润。

　　“非典”的爆发曾让时任广州市体育局局长的刘江南感到十分后怕：“万一罗纳尔多等世界五个球星如果因为“非典”，他们突然改变行程，突然说不来了，我卖出去的上万的票怎么办？可能就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让他长舒了一口气：“我们不光不要国家一分钱，为国家纳税就交了五百多万，这是纳税人的钱回到了财政。另外我们组委会还赚了两百多万，这应该说在广州来说是开创了一个先例。”

　　风投资本介入成新趋势

　　从国足与桑普多利亚队交手开始，中国足球一直在“商业比赛”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其间也曾经有过把泰国二队拉来与国足热身的失败范例。但自从这一次阵容豪华的巴西国家队成功访华之后，商业赛落地中国进入了向顶级化发展的趋势。自2003年起，一汽-大众奥迪陆续邀请奥迪在欧洲的合作伙伴巴萨(微博)、曼联(微博)、皇马(微博)等顶级豪门来华进行友谊赛，掀起了豪门访华的风潮。时至今日，一汽-大众奥迪再次将豪门访华提高一个等级，举办自主赛事奥迪俱乐部杯并邀请两支德甲冠军球队来中国一决高下，为中国的体育营销创造了全新模式……这条轨迹折射出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操作商业比赛手法的不断成熟。

　　商业比赛是足球职业化的一种必然结果，如果运作得当，绝对是推动足球发展的动力。在“中巴之战”的股份制经营模式中，政府一改往日的主角地位，而社会资源所代表的商业利益逐渐凸显。更多社会资源的引入不仅开拓了多渠道举办赛事的思路，部分解决了政府部门财力不足的问题，而且也引入了更多的商业操作手段。以商业和市场的思路来考虑赛事的举办问题，更有益于效率的提高和盈利的实现。

　　虽然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是最佳的赛事组织模式，但却指明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那就是社会资源的引入和政府行政力量的逐渐减弱。

　　对于目前的商业赛事运行举办而言，资金投入、场地安排、电视转播、赞助商入驻、门票销售、特许产品经营各个方面都是需要攻克的难关。当然，其中资金投入还是让赛事组织方最为头疼的事情。

　　成功运营两届意大利超级杯的合力万盛公司，此前的赛事资金都是通过自筹和冠名赞助等方式筹措。但合力万盛行政总监钱军表示，由于赛事的巨大影响力，已有风投公司表示了合作意向。他们通过与一些风投机构接洽，也考虑引进这一融资方式。希望风投资金的进入能够帮助他们把赛事做得更具规模。运营圣殿杯的中奥延旭也因为其全新的商业模式得到了两家投行的投资。而奥迪俱乐部杯的主办方一汽-大众奥迪则承担举办赛事产生的全部资金，同时负责邀请两支参赛球队，并从赛事场地、运营、保障、推广等方方面面保证赛事高品质。

　　从股份制运营到风投资本介入，时代在变，体育商业赛事的运营方式也在变。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年的“中巴之战”确实开风气之先，为人们提供了更丰富的视野和思路。

　　南方日报(微博)记者 朱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