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超公司状告粤超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孝五一案进行了近一年的“拉锯战”之后，以被告刘孝五一审败诉结束。但是，珠超与粤超之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刘孝五不服一审判罚，除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还于6月20日与粤超公司一起将广东省足球协会告上法庭，令珠超、粤超之争再度升级。    据悉，粤超公司与刘孝五状告省足协，原因就是省足协与珠超公司签订《新广东省室内五人制足球联赛协议书》(下称《独家协议》)。此份协议曾是前案一审过程中原告方状告刘孝五同业竞争、并且赢下官司的关键证据。而刘孝五认为，这份《独家协议》属于垄断协议，因为6月1日出台的《反垄断法》司法解释第一条就写明：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的个人或组织，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粤超公司与刘孝五状告省足协一案，是《反垄断法》司法解释出台之后，中国体育“民告官”的第一案。

　　最近，广东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转变广东体育发展方式的意见》，要求各级体育部门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探索体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特点与规律，其中将一些项目还给市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办赛、协会与政府部分分离也是改革的重点。所以说，粤超公司、刘孝五状告省足协一案，对于加速广东职业足球体制的改革，将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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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啼笑皆非的“独家协议”

　　刘孝五一审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独家协议》的存在。一审判决书认为：“刘孝五明知道珠超公司已经和广东省足协签订了独家经营合同还擅自与他人经营与原告同类的公司，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自从2010年12月25日，原珠超公司9个俱乐部与刘孝五一同“另起炉灶”创办粤超公司以来，以“小成本办赛”为方针的珠超联赛的确失去了往日的红火。但正是因为他们拥有这份垄断性的《独家协议》，珠超联赛仍然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正统者”的身份自居。

　　我们不妨来仔细了解一下，珠超公司通过这份《独家协议》获得了怎样的排他性权利：他们拥有独家在广东省境内投资、组织、管理、运营和举办广东省室内五人制足球联赛的资格，并且独家拥有相关知识产权和一切商业经营开发权权利，其中包括赞助、门票、批准球队加盟、联赛经营开发、电视及互联网转播报道，并且期限达到了惊人的10年。作为回报，珠超公司每年向广东省足协支付10万元劳务费。

　　刘孝五的本案代理律师李东对此进行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好像是，广州市天河区餐饮协会将开设餐厅的独家权利授予一家餐厅，这家餐厅每年只向协会缴纳一定费用，那么别的投资者在此开设餐厅的权利就此被取缔。这是一个很荒谬而不可理解的《度假协议》。”

　　事实上，就连广东省足球发展中心主任柯国洪事后也表示：“当时我并没有仔细看过这个合同，这是很久以前我们省足协副主任和毛为民签订的协议。在珠超粤超发生矛盾后，我们将合同拿出来看，实在是签的太死了，很多条款是有问题，将来我们足协如果要组织五人制足球赛，是不是也要倒过来要求珠超批准？”作为一种事后补救的制衡手段，省足协在此协议上补充了一则条款，珠超公司需每年通过一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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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必须分离

　　作为行业组织的广东省足协，为什么能够批准这样的《独家协议》？作为足协，其主要职能应该是什么？

　　记者查阅了有关中国足协职能的一些相关资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依据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的规定：“统一组织、管理和指导全国足球运动发展，推动足球运动普及和提高……”作为中国足协下属地区协会的广东省足协，自然肩负着推动足球运动在广东省内普及和提高的使命。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从推动足球运动发展普及的角度来说，珠超和粤超的并存显然要比珠超一家独大、不存在任何竞争对手更加有利。

　　刘孝五告诉记者，在他创办粤超联赛的过程中，很多有意出资赞助的投资人都问他：“你们有没有珠超这样的独家协议？”对于他们而言，这个“红头文件”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意味着将获得来自政府方面的推动。广东省足协签订这份《独家协议》的时候，恐怕也是在无意识间以自己另外一个身份——广东省体育局足球管理中心的身份出发的结果。这是民间社团与政府部门，两个不同身份在底气上的区别。

　　根据原国家体委于1997年11月颁布的《国家体委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工作规范暂行规定》：“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是承担运动项目管理职能的国家体委直属事业单位，是所管项目全国单项运动协会的常设办事机构，负责所管项目的各项工作。”

　　从中国足协的角度出发，足管中心按照章程规定只能是中国足协决策的执行者。但文件授予“负责所管项目的各项工作”的行政权力，又实际上架空了足协的所有职能，将其拉回了自己原有的行政管理体系。

　　一份《独家协议》引出的珠超粤超之争，其实只是中国体育管理体系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管办不分”身份混淆的现象投射。而足球运动因其市场化、职业化程度最高的特点，又将这一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直致力于推动足球市场化、并在此中深有所感的刘孝五说：“这就是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引发体制的再思考，加速足球市场化的进程，也许就是刘孝五这桩官司的最大意义。

　　广州体育学院体育经济系主任周良君说：“我觉得刘孝五先生现在所做的事情不亚于1984年白云山在中国第一个冠名政府名下的足球队，当年的改革在8年后促成了红山口会议，10年后有了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珠超粤超的公司化运作区域足球联赛是中国足球发展的必由之路。”

　　1992年的中国足球红山口会议，让中国体育职业化成为现实，足球项目在那时就充当了先行者的角色。前不久在出席第三届中国足球发展论坛时，中国足协副主席韦迪透露，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批准，足球将作为体育项目中第一个管办分离的项目。

　　虽然这意味很多足协人员将失去拥有保障的体制内身份，但韦迪的表态掷地有声：“中国足球要想真正革命，首先要革自己的命。”

　　专题撰文：南方日报(微博)记者 朱小龙

　　专题策划：邱江剑

　　股权之争引发官司

　　■缘起

　　首届珠江三角洲职业五人制超级足球联赛(简称珠超联赛)于2009年11月7日在肇庆拉开序幕。这是国内首创的以公司化的管理模式运营的地区性职业体育联赛，也中国内地第一个由民间组织主办的职业足球联赛。

　　广州珠超联赛体育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珠超公司)注册资金为50万，共有3名股东，分别是毛为民(占股48%)、刘孝五(占股47%)和王军(占股5%)。海归创业、并在中国足协有过从业经验的毛为民提供了联赛的架构思路，而刘孝五则是以提供人脉和资金的方式促成了赛事的顺利开打。

　　在首年赛事获得极大成功之后，3名股东在公司发展理念方面发生了重大分歧，最终导致矛盾爆发。2010年11月初，珠超公司开除了其中一家参赛俱乐部番禺明珠，使得股东之间的争执被公开。股东矛盾的焦点在于珠超各参赛俱乐部也希望以股改的方式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他们的这种股改想法得到了刘孝五的赞同，但是另外两名股东却坚决发对。也正因为此，刘孝五在股东会上被免去了珠超CEO的职务，全部工作由毛为民接手。

　　2010年12月25日，原珠超公司9个俱乐部与刘孝五一同“另起炉灶”创办了广东粤超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粤超公司)，一个全新的GDF广东职业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简称粤超联赛)在佛山开幕。

　　为了避免重蹈珠超股权之争的前车之鉴，粤超公司改以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大部分俱乐部投资人均以股东身份入股，最大限度地调动各参赛主体对于联赛发展的积极性。

　　粤超各俱乐部投资人的投资力度相较珠超更大，首届粤超联赛获得成功。珠超联赛则因为9家俱乐部的退赛遭受重大打击。而第二届珠超联赛冠军白云山队随即宣布退出珠超联赛，转而加盟粤超联赛。这也是珠超公司的另外两名股东毛为民、王军决心将刘孝五告上法庭的原因。

　　2011年6月29日，珠超公司将刘孝五告上法庭，理由是刘孝五还是珠超公司董事，又是粤超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属于同业竞争，违反了《公司法》第149条的第5款。广州市白云区法院一审判罚刘孝五败诉。

　　珠超粤超本是先行者

　　■专家说法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体育产业与体育市场教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中超(微博)“管办分离”追踪研究课题组主持人的谭建湘，对于珠超、粤超之争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谭建湘认为，珠超和粤超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合则两利、分则俱伤”：“珠超联赛和粤超联赛的产生，本来是广东体育创新发展的很好的苗子，不光对广东五人足球未来的发展有促进作用，更对中国足球有着启示性的作用。像珠超、粤超联赛的这种模式，广东几个投资人自己搞联赛，这是职业足球从民间发起的一个信号，更是中国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一个很好的示范。应该讲，广东在中国体育的创新历来都是走在前面的。珠超粤超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国体育的职业联赛都是存在启示意义的，本身已经对中国足球的体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体育部副主任、中超“管办分离”追踪研究课题组成员丘乐咸对此也有相同看法。他认为：“如果两家能够合在一起，大家一起来推广这项运动，那么这种模式在全国都有推广的价值。这种区域性联赛运行的试验性作用，对于十一人制足球都有参考价值。从国家体育总局的角度出发，他们也非常希望五人制足球能够提供一个改革样板。”

　　令谭建湘感到遗憾的是，因为珠超几个股东之间发生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价值观念上存在一定分歧，导致最终矛盾爆发、出现分裂，这才有了后来的粤超联赛。但他认为，这种如今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是可以调和的。他说：“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职业篮球联赛NBA(微博)也是经历了几分几合，才最终发展成为了今天的这种模式。其实珠超、粤超，包括省足协在内，都完全可以坐下来谈，把这个事业放到中国职业市场改革的高度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