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业余足球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与困惑，它能否成为退役球员的归宿与出路？70岁老教练康新德给本报体育部的一封信，道出基层教练的担忧，而国少队队员李海峰的经历则折射出中国足球的尴尬。这些引发了业内人士的思考。

　　“老教练初衷很好，但很多建议暂时很难做到。”上海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隋国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沪上职工业余足球运动开展受大环境影响，解决难题需要环境的改善与各方面条件的成熟。他认为，这需要放低门槛，慢慢培育。到了那时，很多问题就将迎刃而解。而这一过程犹如养鱼，只有池水深了才能养大鱼。

　　放低门槛“越多越好”

　　隋国扬认为，业余足球门槛不宜太高，“只要不是当年在中国足协注册的职业球员，哪怕他没有落实工作单位，都应视作业余球员。”

　　放低门槛，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业余球员参与。与上世纪80年代职工足球的巅峰时代相比，如今职工足球赛事的规模、水平下降了许多。

　　以去年“陈毅杯”足球赛为例，总共只有28支球队、759名球员参加，与鼎盛时期相差悬殊。“延锋杯”采取五人制，组队门槛虽低，全市才凑出120支队。

　　“从目前看来，参与人数还是要越多越好，我们还不能做太多限制。”隋国扬认为，由于目前职工业余足球基础较为薄弱，先要放低门槛，随后慢慢培育。

　　作为沪上职工足球的标杆，上海徐房队曾在去年连获“陈毅杯”、“延锋杯”两项职工足球赛冠军。上海徐房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王春也告诉记者，眼下职工业余足球的基础不容乐观，“如果除去那些专业队退役的‘拉拉队’选手，全市也只能凑出10支左右球队。”

　　不过他表示，从长远看，提高准入门槛应该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拉拉队员不是企业员工，球队很难从严管理，赛风赛纪也很难保证。”

　　门槛该抬高还是放低，这或许是一个利弊博弈。何种措施才能趋利避害，这正是业内人士所思索的问题。

　　“亦工亦球”应是方向

　　职工业余足球如何才能茁壮成长？上海市足球协会副主席邱伟昌认为，首先要明确职工足球在中国足球的地位。

　　在邱伟昌看来，中国足球之所以长期萎靡，主要是缺乏坚实的土壤。他比喻道，校园足球是足球运动的种子和萌芽，而职工足球应该是其根茎与枝叶。

　　他认为，参与足球运动的人群中，职业球员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球员都应该走校园足球和职工足球这两条道路，“小时候学球时，他们是亦读亦训；成年工作后，他们就是亦工亦球。”如此一来，就解决了球员的学习和就业问题。

　　其实，校园足球与职工足球相辅相成。只有校园给踢球的孩子一张书桌、一块球场，他们才不至于“瘸脚”，从而兼顾足球与学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如果职工足球能健康开展，除能吸纳退役运动员就业外，还将夯实足球基础，带动职业足球健康发展。校园足球与职工足球好比塔基，只有坚实的基础，才能带动中国足球整体水平的提升。

　　对于沪上职工业余足球眼前的困惑，邱伟昌认为，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假赌黑”损害了足球形象，影响了企业开展足球运动的积极性；二是企业对职工业余足球的认识尚待提高。他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优质企业资源与足球相结合，“只有鼓励骨干企业参与业余足球，才能吸引更多人投身其中。”

　　干了几十年足球管理工作，邱伟昌说，足球的现状让他很“纠结”。他至今仍记得四年前上海奥足赛看台上的一幕。当时，数十名尼日利亚球迷打出标语：“我们乒乓不行，我们体操不行，但是我们足球行！”

　　老邱说，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要振兴中国足球，需要体制、机制创新，更需要社会各方的重视。 本报记者 赵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