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画报》撰稿人   赵震(微博)

　　在数学家纳什的博弈理论里，他选择了囚徒作为模型。按纳什的解释，囚徒只有选择博弈才会让双方利益最大化。

　　4月24日，在中国、在丹东，谢亚龙不是第一个出庭受审的涉案人员，更不是涉案金额最高的人，他甚至不是唯一的涉案职务最高的人。按照之前的反赌案的常规程序，大部分涉案人员不会对自己的案情进行过多辩解，最多也不是在财物究竟是人情往来还是受贿上进行辩论，没有一个人谈起自己在侦查阶段受到何种遭遇，更没有人以刑讯逼供为由推翻供词。最后判决也表明，相对于涉案金额，足球反赌案的涉案人员大多被从轻判处，在庭审的第一季里，包括杨一民、张健强等人在内的涉案人员，几乎都是当庭表示放弃上诉。

　　谢亚龙成为打破这种默契的第一人。在庭审现场，他几乎事无巨细地叙述了自己在案件侦查阶段受到的刑讯逼供。细节到哪一天、在哪里、什么人对他做了什么事，他甚至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他所反抗的已经不仅仅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待遇，他甚至在最后陈述时明确表示：“这个案子不能再这样假下去了。”

　　宣称受到刑讯逼供几乎成为一些犯罪嫌疑人脱罪或者减轻罪责的习惯性动作。谢亚龙此举也很容易背上这样的嫌疑，在辽宁公安方面给出的官方说法里，也指出了这一点。

　　但只要仔细研究案情，你就会发现这样的观点几乎站不住脚。公诉方指控谢亚龙受贿一共170余万，但同时提出了谢亚龙有自首情节，按照法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参照此前反赌案审判第一季的判罚，杨一民受贿123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张健强受贿27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比照这样的判例，谢亚龙最后的刑期会在11年左右。

　　谢亚龙当庭并没有推翻全部指控，他认可近20%的指控，这意味着他认可的受贿金额在30万元以上。按照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超过10万元，就可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即使谢亚龙翻供成功，他被认定的30万元的受贿金额仍然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谢亚龙翻供之后，公诉方已经撤去了对于他自首情节的认定，两相比较，谢亚龙翻供后的刑期与翻供前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更何况在此次反赌扫黑审判的大背景下，在举证困难的现实下，谢亚龙的翻供成功的可能性本身就极小。当天的庭审情况已经预示了这一点，法庭没有中止审判启动相关调查程序，而是仍然按照原计划完成了反赌案里为时最长的一次庭审。

　　对谢亚龙来说，当庭翻供想要完成的不是自身处境的救赎，而是自身名誉上的救赎。他希望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证明，自己只会承认那些犯过的错误，而绝不会为了自保将不属于自己的错误揽到身上。所以他说：“宁可要10万的重判，不要100万的轻判。”所以他说：“希望让我儿子知道他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谢亚龙想用自身行动证明，哪怕是一个囚徒，他也有自己的方式获得尊严与尊重。

　　相较于身为博士生导师的杨一民，曾出任北体大副校长的谢亚龙更像一个书生。他喜欢引用古诗词，即使在狱中写给妻子的明信片上也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相比于南勇、杨一民，谢亚龙更加书生意气。这样的书生意气让他较少从利益之上考虑得失，而更容易钻入牛角尖。如果允许重新设计人生，谢亚龙更适合出现在学术领域而不是领导岗位，他的个性更适合从事专项研究。他的错误从选择走上领导岗位时，就已经注定。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5年前，谢亚龙曾经引用这首吉鸿昌的绝命诗为折戟亚洲杯的国家队感慨。谁也不会想到，五年之后，这句诗成为谢亚龙自身处境的最佳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