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龙和南勇都曾是中国足协的“掌门人”，金钱和权力的诱惑，最终让两人误入歧途，成为阶下囚。回顾他们如何走上犯罪路，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些许警示。

　　谢亚龙，

　　捷径却是歧途 

　　2008年5月10日晚，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谢亚龙在淄博的柳泉路上跑步，那个时候有些清高的他，虽然看不惯时任亚足联主席的哈曼，但还是无奈地陪同。谁也没有想到，辗转到了2012年，谢亚龙成为阶下囚，而哈曼也早已在亚足联下野。在谢亚龙即将接受审判的时候，记者脑海中有关他的一些往事，悄然在眼前浮现。该怎样来评价谢亚龙呢？这无疑是一个宏大而且非记者所能掌控的命题。但可以定性的一点是，如果当初没有进入足球圈，现在的谢亚龙一定很安逸，当然也一定不会进入舆论的风暴眼。 

　　谢亚龙不懂足球，这一点，是他身边人的共识。2008年在淄博的时候，有关足球的一些事情，他听起来会比较吃力，甚至于不得不做一些笔记，然后会在某个时间段找薛立咨询。当然，作为领导，谢亚龙脸上总是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他很少愿意接受采访，也不大喜欢跟媒体深入地谈足球的一些事情。与他关系不错的一些好友回忆说，“亚龙是不应该去搞足球的。”2007年中超，陕西主场有一轮被处罚零观众比赛，有人曾打电话，希望谢亚龙这个大部分青年时光在陕西度过的“老乡”能帮着说几句话，谢亚龙在电话里有些无奈地说：“这是纪律委员会定的，我不能违反规矩。唉！现在这个圈子里面很复杂，我爱莫能助呀！” 

　　2005年初之前，谢亚龙还未出任足协掌门。作为前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前身)主任的秘书，谢亚龙已经在体育总局系统担任正司级干部快十年了，却看不到往上走的希望。他曾试图改变这种困境，比如在总局不少部门历练，比如到地方挂职，但回到总局，他依旧是属于被边缘化的那一群。也许是头脑一时发热，也许是经过深思熟虑，一心想往上走的谢亚龙决定通过足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事实证明，这一次他几乎成功了，因为虽然任足协掌门期间他没有政绩还背负了骂名，但油水还是不少的。在与南勇、杨一民同流合污的同时，谢亚龙在离开足协后还当上了中体产业的董事长，年薪百万。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表明，谢亚龙在升职无望的情况下走上了一条捞取实惠的光明大道，但当有一天警察站在面前的时候，他才发现，捷径往往就意味着歧途。4月24日，谢亚龙将在丹东迎来一生中最残酷的一次审判，这个将中国足球搞得支离破碎的人，终将为自己的荒诞付出沉重的代价。记者 曹红芳(商报丹东4月23日电)

　　南勇，

　　因足球而堕落 

　　南勇，出生在干部家庭、在大学里是优秀干部、进入体委是重点培养对象、在足协一路提拔，而这一切随着足球反赌扫黑风暴戛然而止。回首南勇曾经辉煌的人生轨迹，我们不免为曾经出类拔萃的前足协副主席而感到惋惜。 

　　父亲是抗联老战士 

　　1962年6月，南勇出生在一个“老革命之家”。他的父亲南兴烈，是一名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解放后曾担任延吉县委书记。南勇曾经说过：“在延边，我父亲比我名气大多了。” 

　　上世纪70年代，南勇进入延边体委下的速滑队。谈起当年为什么选择速滑，南勇说的一个原因是，进入体工队伙食条件和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而速滑正是延边的优势项目。但南勇自己表示，自己对于速滑并不是真的很感兴趣，他并不想一辈子只当运动员。南勇的启蒙教练王东林曾回忆说，在这样的家庭中生长，“南勇的家教很好，待人接物非常有礼貌……这个孩子很讨人喜欢。” 

　　1972年，10岁的南勇被选入图们市业余体校，练习速滑。1975年，他打破了延边州少年速滑的纪录，并因此在第二年进入延边州体育工作大队(简称“体工队”)，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 

　　大学曾任学生会主席 

　　南勇成名后，一些媒体曾炒作他“在速滑上的天分”，但他说：“那个年代，只有两个地方待遇最好，一是军队，二是体工队。这两个地方的伙食好，有补助。当时参军没啥希望，所以进体工队是我最好的选择。而延边别的项目并不强，只有速滑比较受重视，我就去了速滑队。” 

　　1980年，18岁的南勇决心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人生。经过一番努力，他考上了沈阳体育学院体育运动系。大一时，他入了党，第二年又成为校学生会主席。在学校里，南勇的人缘非常好，威信也相当高。他当年的一些同窗回忆说：“那时候，南勇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成熟，而且很愿意和人打交道。” 

　　35岁迎人生重要转折 

　　1984年，南勇从沈阳体院毕业。当时，国家体委选拔干部的人员到了体院，南勇一下子被挑中。进入体委后，南勇长时间在人事司工作，这被认为是培养干部的地方。在此期间，南勇因为工作出色，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当时有“几小龙”的说法，南勇就是其中之一。1997年他被调到足协出任足协副主席的时候，年仅35岁，是足协历史上最年轻的副主席，而当时他还只是一名正处级的干部。在足协的前几年，南勇并没有什么露脸的地方，但随着他从2000年分管国家队，他在足协的铁腕形象开始建立。他在十强赛出线时与米卢之间的恩恩怨怨已经广为传播。 

　　随着经验的积累，南勇在足协的工作开始变得顺风顺水。他知道了如何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也知道了如何应对媒体。2001年10月7日，中国国家足球队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在赴韩国参加决赛阶段比赛时，南勇出任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这是他在足协工作的12年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最短命的“掌门人” 

　　2009年1月，南勇接替谢亚龙，出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随后的1年里，中国足球运动加速“堕落”。足协苦心筛选来的主帅高洪波，被外界风传与赌球有关；在多场假球事件被曝光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公信力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 

　　2010年1月5日，杭州黄龙体育场，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同杭州市民组成的业余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南勇踢了一会儿后，慢慢走到场边，一屁股坐在跑道上，大汗淋漓的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摇头，“老了，跑不动了。” 

　　这是南勇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10天后，已回到北京的南勇、杨一民和张健强，被公安机关专案组带走。1月22日，国家体育总局免去了南勇和杨一民的职务。上任仅一年就下课，南勇成了中国足协历史上最短命的“掌门人”。

　　记者 付瑞(商报铁岭4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