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海

　　四个人的经历很有趣：两位是从小在上海的里弄里长大的“本地囡”，一位是上海种，但从小被送进军事化单位，成年之后的腔调已经非常不上海了，还有一位原本和上海不搭界，不知何故被引进，结果栽在了花花世界。

　　从相貌上看，守门的那位相貌堂堂，英武伟岸；两名本地男小人秀气精致；外来的那位不知是羞怯还是内心隐藏了太多的不可说，球场上的他，总是给人欲语还休的阴郁感，腔调有点像我们小学班级里常见的差生，老师不待见，同学也不爱和他玩。

　　如果继续拿我们小时候来说事，那么这四位在班级里的角色分配大致如下：守门的像回沪知青的孩子，上海话听得懂，说不来，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爷叔娘舅都在上海，但是这孩子的行事有点乖张，让人吃不透；外来的是插班生，父母都不在身边，基本与同学不合群；剩下的两名，一个分明生了一张聪明面孔，而且平日也以聪明自居，这样的孩子通常在班上以军师形象出现，一些出格的事情，他不亲自出面，但会撺掇别人做。别人是谁？就是最后那个看起来老实实际上的确也蛮老实的孩子。一般老实孩子淘气被老师拿下时会大呼冤枉：“都是某某让我做的呀！”老师一只弹皮弓回去：“某某让侬做侬就做啊？伊叫侬吃污侬吃伐？！”

　　如果这四名小伙伴真的在我们小时候的班级上，一般是不大可能合起来做一件不好的事情的，他们四个玩不到一起去。但是，在末代甲A的绿荫名利场上，暴风雨来了，四只觅食的小麻雀，“嘭”地一声，被扣在了同一只笸箩下。

　　本地有俗谚：囡是好囡，就是轧了坏道。这句话在肯定人性本善的基础上，对恶制度的控诉显而易见。老老实实踢一年球200万，多少年了，也没人真的因此折进去。最要命的，这出事的一场，还是“上边”关照下来的。踢假球的在更衣室，但根子在主席台。“好小囡”的药，吃大了。

　　四是双倍的二，废话。我的意思是，这四位的下场，皆有因果，但这次凑齐的四位，只是因为那末代甲A的最后一场而已。江湖传说由来已久，一些大家都看得见的很“二”兴许玩得比这四位更结棍的人，反倒没事，这教人唏嘘。

　　良久我想通了，很多事在中国，是讲究“项目制”的。“末代甲A最后一场打黑”的项目立出来了，“四个小伙伴”也就爆掉了。其他有幸没在这一场玩的，或者眼巴巴玩不上的，于是也就“捏不牢滑脱”了。不过，这一票，从作案到立项，用了八九年，谁又能保证，其他一直很“二”但现在没事的人就能从此保平安？看心情看口风决定战斗方向，这是在咱们这里，好人坏人都很头疼的“中国式打黑原则”。

　　昔日上海的乖小囡不小心进去了，大家都很心痛。不知道这几位在里边能碰到早年的领导不，如果遇见，是领导应该表示歉意还是球员该表示愤慨？如果有机会，领导、球员和出事的裁判，真的应该像英国的“天才交易员”尼克·李森一样，从山上下来后写一本畅销书《我如何整垮了巴林银行》——咱们这里是集体创作，书名叫《我们如何整垮了中国足球》。

　　在当当网上，一定卖得比韩寒的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