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中午，在杨一民律师王树静的房间，记者见到了杨一民的哥哥，他告诉记者，“杨一民没钱，要不然他也不会在买房子的时候为50万发愁！我在他被带走的十多天之前还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想做官，从政就不要伸手动钱！”对于杨一民所说的有70多万确实没拿过，他的哥哥也为他抱不平，“动辄10多万，他绝对不敢拿！ ”

　　“出事前最后一个电话，告诉他别拿钱”

　　18日，杨一民的案件已经宣判，十年半的刑期，外加20万的罚金，对于这样的结果杨一民本人和他的家人都算满意。中午的时候，记者在杨一民律师王树静的房间见到了杨一民的哥哥，两个人长得很像，所以还未经介绍，就可以认出他一定是杨一民的家人。由于被羁押了两年多的时间，杨一民的头发已经花白，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看起来他要比哥哥老了许多。

　　这一次宣判的时候，杨一民的精神状态要比上一次庭审的时候好很多，他的哥哥看到这一点也很欣慰，“状态好了，腰板也直了一些。 ”

　　杨一民一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出身书香门第的他是中国足球圈理论水平最高的，他的哥哥也在高校任职。回顾自己和弟弟的最后一次交往，杨一民的哥哥很是惋惜，“我记得那是在他出事之前的十多天，差不多是(2009年)12月，我给他打电话，我告诉他，现在你是在从政，要想做好官就不要去拿钱！如果你想挣钱，就不要去做官！ ”但可惜的是，最终杨一民还是因为受贿罪而被判刑，让他腐化的或许不是他的意志不够坚定，而是中国足球的大环境，以及那些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买房子的时候还在为50万发愁”

　　杨一民这一次因为受贿罪而获刑，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贪官，但是据他的哥哥介绍，杨一民本身并没有多少钱。在杨一民的罪名当中，有很多都是在他女儿出国，还有他搬家的时候，别人送钱以及送一些礼物。但是谁也不知道杨一民在这两件事背后的艰辛。“你们可能不知道，在他女儿出国还有他搬家的时候，他究竟有多难。搬家的时候，他买房子还要为50万发愁！那段时间，他的情绪很不好，我也能够理解他有多不容易。 ”后来，杨一民的哥哥也开始埋怨自己的弟弟，“都是因为你选择了足球！你想想，如果你当初不去足协，而是继续留在高校里教书，你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吗？ ”杨一民在出事之前还是北体大的博士生导师，圈内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来到足协任职，让杨一民成为公众人物，也可以使他的足球理论水平最大程度的发挥。但是，中国足球圈这个大染缸最终也让他成为阶下囚。

　　“他要是为了钱，能别人送钱都不要？ ”

　　在法庭上，杨一民最后对法官说，“对于你们给我定的刑期，我很认同，但我也有一些话要说，我真的没拿那70万，否则天打五雷轰！ ”当时，杨一民的哥哥也在现场听到了这句话，“我绝对相信我弟弟！他绝对不是贪的人，如果他贪财的话，会别人送了他四五次的钱，到他这还是拒绝吗？ ”

　　杨一民哥哥所说的事情却有发生，2007年，武汉市组办城运会，最后总男女足都获得了冠军，比赛成功之后，武汉一家企业给予武汉足协一笔赞助。足球协会秘书长付翔拿出10万元人民币送给杨一民，并说这是政府奖金，但杨一民三次都拒绝了。2009年，杨一民女儿出国读书，付翔将这10万元人民币兑成美元，再次拿给杨一民。杨一民才不得不从1万美元中抽出2000美元，对方嫌少又硬塞给杨一民2000美元。王树静律师表示，直到被警方带走之后，杨一民才知道这笔钱不是政府的奖励，而是企业赞助。

　　另外，在杨一民受贿的款项中还有两笔山东鲁能的董罡通过足管中心的马琨两次送给杨一民的20万，以及广州医药通过闫蔚送给杨一民的10万元。不过，马琨早已经去世，闫蔚目前在逃，这两笔钱究竟是否送给了杨一民，无法证实。杨一民的哥哥说，“这么大笔的钱，他肯定不敢拿！他做事的原则，我清楚！ ”

　　“我曾问他，足球这样了，你怎么带的？ ”

　　杨一民身为国家足球管理中心副主任以及中国足协副主席，是中国足球界当之无愧的高层。但在最近这些年，中国足球每况愈下，尤其是国家队的水平和成绩更是不能让国人满意。其实，不光是广大球迷不满意，他的哥哥也曾经质问过杨一民。“有的时候我们会见面，当时我曾经问过他，‘中国足球都这样了，你这个副主席是怎么带的？’”说到这里，杨一民的哥哥也不再说下去了。

　　两年多了，杨一民的哥哥只在开庭和宣判的时候见过杨一民两次，还在安徽蚌埠老家的他在寒冬时节来到铁岭，就是为了看到弟弟一眼，“此时，也不想再埋怨弟弟了，只想在过一段时间，杨一民确定了哪个监狱服刑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和他好好聊一聊。 ”首席记者范宏基

　　杨一民曾找高洪波作证未果

　　“杨一民在狱中，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家人找到贾秀全、高洪波等这些昔日的弟子、同学给他上庭作证，但一个也没联系上。”两年来，王树静律师是杨一民与家人、外界沟通的唯一桥梁。

　　“细心的球迷会发现，在杨一民的庭审过程中，他的罪名不少，但真正和俱乐部有直接利益交换的，也就鲁能俱乐部等极少数几桩。”王律师透露，像收受同学和弟子的手表、冰箱、电脑等，都是杨一民自己交代的。而这些被当作收受贿赂的事实，在杨一民眼里应该算作礼尚往来，这也是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

　　“杨一民不止一次提起，他的同学曾经送过礼金，但他登门回访时，给同学的孩子买东西都要上万元。 ”王树静说，在狱中见到律师时杨一民很少说话。“我前后见了他5次，每次至少3个小时。 ”杨一民常常痛哭流涕，他只提出过一个要求。“希望能够联系到我的那些同学和弟子，争取让他们给我出庭作证，澄清这部分事实的真相。 ”后来，王律师把这个要求转告给杨一民的家人。可全家动员一起打电话找人，结果要么对方说在国外，要么换了号码联系不上。“这也成了杨一民走进宣判庭前最大的遗憾。 ”

　　杨一民和妻子育有一女，多年前，女儿到国外求学。“她学的是与金融相关的学科，也正是国家需要的人才。 ”凑巧，女儿毕业归国时，正值杨一民案宣判的当口。“以前，我工作忙，一心扑在足球上，根本顾不上这孩子。但我从来不担心她。因为，我想女儿一定能找一份好工作，有个光明的前途。 ”杨一民曾对王律师袒露心声，“我一度十分焦虑。没想到自己会落到这般田地，不仅帮不上女儿，反而拖累她。我已经是全家人的负担。你见到我的家人，一定要告诉她们，我很好，只希望母女俩身体健康，生活平平稳稳，别因为我触犯了法律，受到太大影响，抬不起头。 ”杨一民妻子重病在身，一度发了病危通知书，单位的同事都自愿捐款献爱心。综合《新民晚报》、《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