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因为知道张路(微博)的父亲沈勃先生是位传奇人物，早年是地下党员，并且建国后为北京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工人体育场就是他主抓设计和建设的，我们一直想拜访老人，让他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但遗憾的是，老人家在2011年底患病，并在2012年初仙逝。哀悼之余，我们请张路先生亲自撰文，讲述沈勃先生精彩的人生。

　　本版撰稿供图 张路

　　送走了亲爱的老爸。遵老人遗嘱，一切从简，因此没有通知大家，只是想我们家人一起送别。但市委、市人大的几位领导还是前来致哀，爸的老领导已故彭真市长的夫人张洁清阿姨委托公子付洋大哥特来吊唁。还有爸1940年参加革命时的老战友，相交了70年的宋汝棼、张彭、黄仕琪老先生也来告别。

　　送老爸的灵车经过了天安门广场。北平刚解放时老爸是这个区的区长。灵车经过了国家博物馆(微博)、人民大会堂，又沿长安街一路向西，经过民族宫、民族饭店、军事博物馆等，这都是1959年落成的十大建筑，是老爸领导的由全国最好的建筑师组成的设计组设计建造的。这是老爸和老一代建筑大师们心血的结晶。欣赏完自己得意的作品，老爸安祥地走了。他一生不愿麻烦别人，这次他赶在春节前匆匆离去，我想也是为了不搅扰大家的心情，让大家过个快乐的好年……

　　父亲小时常跟他爷爷干农活。一年夏天很炎热，爷爷带他去拔麦子。他一看好大一片麦子，心里发怵，“这么大一片，什么时候能拔完呀？”爷爷说：”孩子，眼是草鸡毛，手是英雄汉，着实去做，没有干不成的事！”爷孙俩干了一整天，终于拔完了。后来，父亲常拿这话教育他的孙辈。

　　围棋有桩说不清的公案

　　父亲刚到北京崇实中学上高中，上几何课回答问题，他一口胶东土话：“A爵儿+B爵儿=C爵儿”，逗得全班哄堂大笑，说哪来了个土包子？但很快他的各项成绩都名列年级第一，各项体育能力也很出众，同学们也都转变了态度。只是语言能力很强的父亲坚持不改乡音，到老都是一口胶东话。

　　父亲围棋下得好，在老同志中很有名。他的棋序盘和官子一般，但中盘攻杀力量很强。他与棋界很多高手相熟，尤与 “大小过老”(国手过惕生和他的哥哥过旭初老)交往密切。星期天有时二老会来家下棋。这些棋友见面绝无客套，坐下便杀，下完后也不多说，起身拱拱手就走，很少留下吃饭。文革后父亲主管棋协，为北京围棋界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聂卫平(微博)小时，父亲常与他和他弟弟聂继波对弈。当时继波是全国冠军，才华横溢。我在北海看过他们下棋，继波落子如飞，下上几步就跑出去玩，留下老头在那里长考。大家都夸继波有出息。唯独父亲说卫平踏实刻苦，将来必成大器。前年我接受一个采访，说父亲教过卫平下棋，后来一起吃饭，卫平否认，说是刘仁伯伯爱看小孩杀老头，撮合卫平哥儿俩对弈父亲和宋汝棼，要“狠宰”。这是一桩说不清的公案。

　　父亲与宋汝棼叔叔是同乡，大学同班，宋叔叔(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地下工作那些年一直战斗在一起，友情至厚。父亲回忆说，当年两人有时意见不一，讲不通就在炕上摔跤，谁赢了就听谁。二人都爱围棋，父亲是北京棋协主席，宋叔叔是北京棋院院长，二人棋力相当，谁也不服谁了。

　　父亲幼时习武，对此津津乐道。我们小时，有时他说得兴起，便练将起来。家里有一根挂窗帘的棍子，在他手里有时是大枪，有时是棍，有一次他找了根绳子，在头上系了个木头坠儿，给我们表演绳标，一边练嘴里还念念有词，什么白蛇吐信，玉带围腰，后来来了一招怪蟒出洞，绳标从后由裆下向前打出，不想“当”的一声，正打在外公留下的书柜玻璃门上，险些闯了大祸，吓得他缩脖吐舌，收了招式。我和弟弟笑痛了肚子。

　　父亲60岁后爱上了太极推手，每到星期天就到各大公园去与人切磋，紫竹院的吴氏，东单的杨氏，他都去会过，还拜北京市武协副主席汪永泉为师，并曾任吴氏太极拳研究会顾问。有一次我陪他去紫竹院看吴图南老先生练拳，后来他和一位师傅推手。师傅说：你就想象我们是两个大圆球在空中对碰，谁有“棱角”被对方抓住谁就站不住了。父亲问：“您给我摸摸哪里有棱角？”师傅说：“你浑身上下都是棱角！”不过后来父亲的推手功夫确实了得，一般点的年轻人都推他不动，我这样的专业运动员在他80岁以前也很难取胜。

　　工体和密云，他的骄傲

　　父亲主持北京建筑设计院时职工体育十分活跃，院里建了足篮球场，有足、篮、排球队，在城建口名列前三，还与国家女篮、苏联大使馆排球队、北影厂篮球队打过比赛。我还看过院女篮和院领导“老头队”的比赛，父亲三步上篮的身形宛在。设计院顶楼有乒乓球(微博)台，院里经常有比赛，暑假时我们也去打过。

　　父亲对体育有特殊的爱好。北京体育馆是他们设计院设计的北京第一座现代化场馆，他带我们在那里看过中国男篮对阵苏联国家队，钱澄海、杨伯镛大战巨人克鲁明和火箭阿拉恰强，还看过王传耀、徐寅生(微博)、杨瑞华的乒乓球表演赛。他也带我看过几次足球比赛，使我对足球产生了很大兴趣，最终以足球作为了终身的事业。

　　北京工人体育场是父亲领导设计的十大建筑之一。1958年8月中央决定建国庆10大工程，一年时间连设计带施工，十分紧迫。父亲参与组织全国的优秀建筑师来京设计，又领导建院人员完成了其中8个工程的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工作。这是父亲最为自豪的一段经历。他给我讲过，足球场草坪下面从大到小铺了七层沙石，以保证渗水。落成后他带我去看过一次，我第一次走上草坪球场，高兴得在上面翻了几个跟头。也是有缘，从1959到1972年在工体举行的前四届全运会开幕式我都在现场。1996年我调到国安(微博)俱乐部，在工体又工作了13年，直到退休。

　　在市建委任副主任、兼任市科委和市规划委副主任期间，除日常工作外，父亲主抓的比较重要的工作是二环和三环路建设。当时北京汽车不多，有些市领导认为没有必要，但建委强行上马，规划、设计乃至从未抓过的施工工作均由父亲领导。因缺少上级支持，资金又很紧张，困难重重，但终于还是完成了。很难想象，如果当时不顶住压力修建二环三环，今天的北京交通会是什么样子。

　　1983年，父亲到市人大常委会任常委兼城建委主任。就任后不久就遇到密云水库的问题。当时密云县为发展经济准备在水库发展旅游和网箱养鱼，并准备在周边大开铁矿。父亲闻讯立即组织专家论证，并发动人大代表加以阻止。经几年不懈努力，克服重重阻力才得成功，保住了北京最主要的市民饮用水水源不受污染，密云的环境也未被破坏。

　　被抄家时朗读陋室铭

　　文革中我家被抄，从四居室被赶到两居室。母亲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父亲也被关押。我和弟弟把门一封去陕北插队。1969年冬我回京，父亲刚放出来，父子相对，四壁萧然。父亲找出一本《古文观止》，学着私塾老先生的腔调朗读《陋室铭》，一口山东腔令人好笑。最后念道“孔子云，何陋之有！”两人拊掌大笑。

　　经历了文革，又下乡插队，我的性格变得狂傲不羁，1971年进陕西足球队后与领导和队友都搞不好关系，还公然顶撞军代表，所以很不顺利，但又不认识自身的问题。父亲多次与我聊天引导我改正，拿出阮籍、嵇康、杨修、祢衡的例子说明，历史上凡是狂生都没有好下场。后来他让我读苏轼的《留侯论》、《贾谊论》，终使我茅塞顿开，回到谦虚谨慎的态度上来。

　　1976年毛主席逝世，父亲受命参加纪念堂设计组。在 “四人帮”的重压和极左思潮影响下，大部分方案都设计得很大，几乎占去广场的一半，认为非此不能体现对领袖的怀念。各种设计很难统一，迟迟不能交稿。最后组长赵鹏飞同志让父亲动手做综合方案，父亲选了南京工学院杨廷宝教授做的体量最小的方案，以此为基础吸收其他方案的长处，仅用了一夜时间，绘出了设计草图。

　　1977年为发展旅游，有人要在颐和园南侧建高层宾馆，并已得到市里各级领导的支持，委托设计院方伯义主持设计。方叔叔是父亲大学同学，来找病中的父亲商量，父亲认为这会严重破坏颐和园景观，表示坚决反对，请方叔叔尽力阻止。第三天在各级高层领导出席的论证会上，方伯义叔叔充分论证了建宾馆对颐和园景观的危害，得到时任建委副主任李瑞环等同志的支持，最后谷牧副总理拍板决定搁置了这一计划。

　　以父亲的级别即使退休后出门也可让单位派车接送，但他很少要车，80岁时还经常自己去挤公共汽车，而且不坐座位。“我有太极拳的功夫，倒不了。在车上练站桩，人越多越好。”因此他的腿脚一直很健，64岁徒步登华山，82岁不用人扶两登香山鬼见愁。84岁冬天出门滑倒右腿髋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三天下地，三个多月恢复正常行走。一年后又登香山。

　　父亲为人随和，几十年来家中换过几个保姆，都说父亲真是个好人！直到他生命垂危已说不出话，护士和护工与他打招呼，他还报以亲切的微笑。小姑娘们都说：爷爷真是个慈祥的老人！但父亲绝不是老好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敢于坚持，不怕得罪人，他的清正廉洁在单位有口皆碑，违反原则的事坚决不干。一生中父亲只对我发过一次火，是他还在位时，我的一个朋友想托他办件事，我觉得并非违法违纪，就向父亲说了，没想到他立刻沉下脸来，“这件事我不管，你也不要管！”事后他大概觉得有点过火，问我：“爸爸是不是态度不好？”看得出他很歉疚，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托他办事了。

　　父亲生活俭朴，不抽烟，酒量不大也不常喝，穿衣也很不讲究，自己几乎没买过衣服，七八年前他过生日我给卖了一双800多元的名牌鞋作为寿礼，他还直嫌太贵，不过穿着舒服，有个场合才穿出去，这是他唯一的一双好鞋。直到去世送别他时，脚上穿的还是这双鞋。

　　年过90以后，老爸衰老的速度在加快。行动已不太便利，听力也很不好，与我们的交流也愈来愈少，似乎他正在淡出我们的生活。但当他病情危重时，在他的床前，我们两手相握，相视无言，我忽然深深地感觉到了我们之间的那种骨肉之情，那种难以割舍的眷恋，那种对即将来临的分别的无奈与惆怅。思之令人神伤！

　　沈勃生平：

　　沈勃，原名张豫苓，生于1918年9月30日，山东省黄县(龙口市)人。沈勃幼时聪慧，6岁在村里上小学，年纪最小但成绩最好，深得老师喜爱。

　　1932年，沈勃考入黄县县立中学，1935年到北平考上了崇实中学(现北京21中)高中，1937年高二暑假时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占领北平，因而辍学回乡，在本村当小学教员。1940年日军又占领了黄县，要求学校进行奴化教育，沈勃愤而辞职，无奈又回到当时日本人干涉还比较少的崇实中学完成学业。1941年夏，高中毕业，考取了燕京大学物理系最高的奖学金(全国只招4人)。

　　1943年，沈勃加入共产党，并和宋汝棼、黄仕琦一起成立了北大工学院第一个党支部。1945年毕业之后成立了北大工学院校友会，随后和师大校友会联合成立了北大师大联合校友会，在这一系列的校友会中都被公选为主席。1948年任中共北平市委职业青年工委书记，1949年1月北平解放，2月4日，沈勃被任命为第7区区长，辖区正在市中心，包括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等。

　　1949年12月，沈勃被调到北京市地政局任党组书记兼副局长。1953年，受命组建北京建筑设计院，先后任副院长和院长。1964年沈勃调市规划局任副局长，但1966年开始了文革，沈勃被造反派打成“彭真死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党籍，关押囚禁。

　　1969年，沈勃得到“解放”，恢复了党籍。1970年被派到北京市建工学校任二把手。1977年他到市建委工作分管科教处时主持把这座中专提升为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1972年10月，沈勃重组北京市规划局，并于1973年6月提交了总体规划修改稿。直到今天，他们当年绘制的道路红线仍在规划审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77年，沈勃调到市建委任副主任，还兼任市科委和市规划委副主任，顶住压力完成了二环和三环路的建设，1983年，沈勃到市人大常委会任常委兼城建委主任，克服重重阻力保住了密云水库的环境未被破坏。

　　1984年，沈勃组织人大委员和有关部门反复调研论证，提出在高碑店建100万吨大型污水处理厂，1986年市人大八届5次会议上，沈勃他们发动121位代表联名提案，终于使项目得到批准。

　　1988年沈勃70岁时离休，开始闲云野鹤般的潇洒生活。直到2011年12月1日不慎摔倒住院。2012年1月21日晨7时10分，沈勃在北京仙逝，享年93岁。

　　曾经的地下党员：

　　进入燕京大学后不久，父亲就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凌青同志(林则徐的后人，曾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参加了抗日地下斗争。1941年日美开战，燕京被日本人封闭，组织指示父亲转入北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一边学习一边坚持抗日工作。1943年11月，父亲由宋汝棼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和宋汝棼、黄仕琦一起成立了北大工学院第一个党支部。

　　这个地下党支部在白色恐怖最为深重的时候，利用各种方式团结发动群众，宣传抗日。1945年夏，父亲他们从北大毕业前，领导公开成立了北大工学院校友会，父亲被选为校友会主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平铁路局工务段实习，继续开展抗日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后，宣布收复区所有大学为“伪大学”，大学生为“伪学生”，要强制进行“甄别审查”，引起广大在校生和毕业生强烈不满。北平地下党学委研究决定，利用校友会这一合法形式公开开展反甄审斗争。以北大工学院校友会牵头，联合文、理、法、医、农5学院成立了北大校友联合会。父亲又当选为北大校友联合会会长(当时我母亲是文学院校友会代表)。10月北大与北师大成立校友联合会，父亲又当选为会长。接着又联合其他院校成立了北平专科以上校友联合会，再次选父亲为会长。此后校友联合会召开了4次反甄审大会，迫使国民党的甄审不了了之。

　　1946年在国共合作尚未破裂时，要举行国民大会选举，但国民党为控制选举强制推行“公民宣誓”。北平地下党学委决定以大专校友联合会牵头，联合社会各界反对当局操控选举。4月21日下午五千多群众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大会，父亲是大会主席，他刚开始致开会词，会场外就开始大乱。国民党市党部组织了几百名特务和右派学生前来破坏。砖头石块鸡蛋迎面袭来，但父亲还是坚持讲完。紧接着登台讲话的北大教授陈瑾昆就被石块击中眼眶血流不止，而台下群众也有几十人被打伤，是为震惊全国的“中山公园音乐堂事件”。

　　事后父亲被宪兵押往警察局作证，在警局门口对中外记者痛斥当局，被关押了一夜。这是日本投降后北平市第一次我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为此后北平学生抗议美军士兵强奸女大学生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作了很好的铺垫。第二天各界人士联名作保，父亲才得脱身，但身份已经暴露，按组织决定他撤到了张家口解放区，后改名为沈勃，被派到沈阳和营口，领导晋察冀系统在东北的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

　　1948年，父亲奉调潜回北平，任中共北平市委职业青年工委书记，发展了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做了很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