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央视《新闻调查》节目中，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谢亚龙承认自己有犯罪行为，“但我确实不是一个贪官”(12月25日中新社)。  

　　对于收受多家俱乐部钱财，谢亚龙并不否认，但却不认自己是贪官。我们来看看他的说法：  

　　对于2007年收下某球队20万，他说：“他们集团上上下下都做了奖励，同时也给我奖励了一份，20万。”  

　　“我并不是所有人的钱都收，只有关系比较好一些的，才看做人情来处理……你有了这份权力，人家就想和你搞好关系。有送几万、一二十万的。”  

　　“基本上俱乐部都是以感谢的名义，实际上都没有具体办过什么事，就是打着感谢的名目来拉关系。包括亚泰夺冠，也是转年给了我三万块钱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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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谢亚龙看来，这些钱是“奖励”，是“人情往来”，是在“拉关系”，不涉及权钱交易。或许有人觉得他“矫情”，但他这么想并非没有现实基础。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如果行为人不是索贿，只是收受他人财物，那么，构成犯罪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而对这一要件如何理解和适用，司法实践中认识并不统一。“只要未给他人谋取利益，收多少钱也不是犯罪”，在一些人“享受”此“待遇”的现实下，谢亚龙心存侥幸，不奇怪。  

　　以笔者个人判断，他的侥幸很可能落空。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一批四个指导性案例。在潘玉梅、陈宁受贿一案中，对于被告方“未给他人谋取利益”的辩解，判决做了这样的说理：“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应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至于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只是受贿的情节问题，不影响受贿的认定。”如果以送钱方式谋求得到照顾被法院认定为俱乐部的“请托事项”，那么，即使“没有具体办过什么事”，收钱也将被认为是受贿。  

　　法院将如何判决，我们耐心等待。但两个问题，需要现在就明确：  

　　第一，即使不被定罪，也不说明他不是贪官。在修改法律之前，对不满足“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人不予治罪，是法治的要求。但不治罪，只说明他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贪官，而“贪官”可以从党纪政纪、社会伦理等多角度评价。如果谢亚龙没有足协副主席的身份，俱乐部会送钱给他吗？答案不言而喻。靠权力收钱，正是最本源意义上的贪官。  

　　第二，法律不应放纵贪官。对为官者来说，收钱本身即侵害了职务的廉洁性。他为行贿人做了什么，影响犯罪危害大小，但以它的有无决定受贿是否成立，却背离了贿赂犯罪的本质。事实上，少有国家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贿赂犯罪成立要件。不为贪官提供“庇护”，让每一名贪官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贪官，法律需要做些改变。（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