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沈坤彧

　　反赌扫黑案的审理进入第三天，而足球圈内圈外的人们始终唏嘘不断。昨天，昔日申花(微博)(微博)前锋谢晖(微博)发了一条微博，重揭了足协当年黑幕。“2004年我拿着重庆劳动仲裁的胜诉书来到中国足协，希望足协能允许我签约德国。结果从上到下碰的全是软钉子。我律师急了：‘你这580万元标的，不疏通疏通怎么行！你给个零头不就都解决了！’‘他凭什么？’我说了四个字。当天就离开了北京。今天回头一看，这也许是我最明智的决定！”昨晚，谢晖接受了本报采访，还原了当初的事情经过。

　　“幸好没给，否则也算行贿吧”

　　“当时虽然法庭判我胜诉(谢晖状告重庆力帆俱乐部拖欠工资)，但是我的参赛证一直被力帆俱乐部扣押，他们就是想让我报不了名没法踢比赛，通过这种手段把我给废了。”谢晖说，“那我就想通过中国足协解决这件事，但是我在足协看到他们从上到下的工作人员那种态度，实在是气不过。他们一个个看着我的合同，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无声地质疑我凭什么可以赚这么多钱？这是赤裸裸的眼红！我的钱都是通过合法渠道赚得的，是自己付出了辛勤劳动得来的。而他们的意思就是，我赚那么多钱还和俱乐部搞什么搞？他们当时找的理由就是，说我的工资超过了限薪令了，那时候上限是100万元。但是当年足球环境好，大家全是签两份合同的，像申花这些球队里，50%的球员年薪超过100万元。我就知道，足协和俱乐部总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他们是随便找个理由搪塞我，就是让我不要再搞下去了。” 

　　当时足协还有工作人员暗示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得去找关系。谢晖的律师急了，要他“给个零头”通通路子。但是谢晖当时刚从德国留洋回来，不懂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他回了一句，“凭什么？”那次他在北京逗留了四到五天，“就住在足协对面那个宾馆，这都是有据可查的。然后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找过来，南勇的办公室也去了，碰到的都是软钉子。我发现足协的规则都是定得模棱两可的，他们对像我这样的球员是一种要求，对于俱乐部又是另一种要求。我看穿了这些以后就走了，实在是气不过，不肯给钱疏通。现在想想幸好当初没给，否则这也算行贿了吧。怎么说呢？我当时刚从德国回来，对这种事不习惯，有些人可能天生不会做这样的事。就包括国家队的时候，有些球员送东西给四哥(蔚少辉)什么的。一开始，我就觉得他和我不是一类人，话不投机半句多。”

　　但是负气离开北京，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重庆那边还扣着谢晖的参赛证。他的律师建议他继续打官司，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等到最后的结果出来，可能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谢晖说自己不想浪费时间，他要踢球。所以到最后，无奈之下还是去找了重庆俱乐部老板尹明善。最后，他只从对方那里拿到了法庭判下来的580万元的一个零头都不到，70万元。他无奈地笑了笑，“我也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反正最后离开重庆的目的也达到了。本来我律师让我拿个零头疏通关系，没想到，我自己最后只剩下了一个零头。”

　　“那场比赛对后卫吹得比较严”

　　而这两天的审理还牵连出了2009年的一场比赛，在这场申花与澳大利亚悉尼FC队的友谊赛中，黄俊杰担任主裁判。周伟新在赛前和中场休息时分别给黄打了两通电话，希望在下半时进两个球。这样自己就可以押大球(进球三个以上为大球)。事后，周伟新给了黄俊杰10万元。巧合的是，这场比赛正好是谢晖的告别赛，比赛以申花2比1获胜告终。

　　眼看自己当年的告别赛被抹上这样的污点，他本人还是看得比较淡然。“凭良心说，那场比赛我自己都看不出来有什么异样。因为三个进球本身都没有问题。其实押大球的比赛吹起来最简单了，因为你作为裁判不用帮任何一边，帮两边都可以。只要压着后卫吹就行了，犯规和任意球什么的多判点。这样，就能增加进球的概率了。”谢晖说，“我记得那场比赛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对后卫吹得比较严。其实很多有问题的比赛，都是看不出来的。有时候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比赛，但是又不能断定，没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谢晖说，“我们是生在这样的岁月和环境里，很多事情都很无奈，没有办法。当时唯一可以做的，也只是确保自己的干净而已。但是应该说，那些假球什么的还是非主流，并不是联赛的主体局面。因为你去注意下他们当时的用语，都是‘这个比赛要公平些’之类的，说明不敢很放肆地说出来的。关键还是，司法介入得太晚。其实足球圈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社会上这种收贿受贿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很好，现在先从足球开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