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足球有史以来的大审判，涉案人员遍及中国足球各个层面，涉案领域甚至波及体能测试，连女足也无法幸免。在行贿受贿之事时，遵循的都是足球圈的潜规则，每个利益链条上，都有相关人等分享利益，在圈内，但凡办事，务必拿钱，堪比当年的上世纪70年代以前“廉政公署”设立前的香港政界。

　　特约记者王宁铁岭报道 12月19日在铁岭和丹东拉开的足坛窝案审判，让公众更加了解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腐败细节。从操纵裁判、买通对手到国家队选帅，选拔队员，到体测、裁判指定……每一个足球领域都有产生 “额外利润”的可能，而收钱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足球腐败的危害已经渗透到社会层面，引发了众口一辞的声讨和关注。

　　涉及领域广上上下下从男到女

　　在此次开庭之前，外界主要关注的是黑哨和买通对手、在比赛之前设定比分的问题。随着庭审的进行，更多领域的细节越发让人吃惊，囊括的领域几乎涉及到了中国足球的全部内容。

　　谢亚龙承认收受了杜伊经纪人5万元一事。这笔钱不多，但这是让外界第一次知道了在国家队选帅层面存在的猫腻。2002年世界杯之后，中国足球一直期待世界级名帅，但选择的过程却一直充满了着谜团。谢亚龙第一次亲口承认，2008年在广州和杜伊的经纪人接触下。他表示，“希望他做做杜伊的工作，了解下杜伊的思想状态，把一些分歧和杜伊聊一聊。他是中国人，了解中国国情，在南斯拉夫工作了十来年。因为这个事情和他见了一个面，走的时候他送了礼，放在了包里。”至于这笔“礼”，就是5万元现金。谢亚龙当即明白了含义，他解释说，“我想里面有感谢的成分，也还希望今后要帮助他，与他合作。”

　　自从实行体测开始，既有一些球队因为先天的原因叫苦不迭。这时候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杨一民就被一些俱乐部官员视为“突破点”。他在受审期间供认，时任江苏舜天(微博)俱乐部官员的潘强曾经给了他一万美元。前足管中心副主任杨一民的受贿细节被披露了出来，根据央视新闻频道报道，杨一民利用足协管理球员赛季前的体能测试职务之便，收受了俱乐部与球员给予的行贿。“体测之前他们有打招呼，我就和负责体测的人员交代了一下，在不违反大规则的情况下给关照一点，那年三四个之月后去江苏当比赛监督，他们晚上来看我，我自己没要钱，他硬放下就走了。”

　　裁判的选择更是重要的环节，这也是一些俱乐部在赛前就能预告自己将“占便宜”或“挨整”的原因。谢亚龙供述说，自己到中国足协后收的第一笔黑钱，是2006年为山东鲁能(微博)的夺冠提供关照，在2007年得到了对方20万元的回报。2006年中超联赛第24轮，山东鲁能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微博)。山东鲁能只要获胜，即可提前六轮夺得中超冠军，那将是山东鲁能队继1999年之后的第二个顶级联赛冠军。赛前，山东体育局领导打电话给谢亚龙，询问后者是否会到山东看比赛。“我说我会来。他(山东体育局领导)说，(比赛)在我们家门口打，希望裁判能够公平公正一些，不要出问题。从山东方面讲，他们肯定很愿意自己拿冠军，打这个电话也很清楚，话没有直接说，但实际上还是很希望能给予(他们)帮助。我跟南勇提示了这个事情，裁判方面不要出问题。”

　　谢亚龙将此堂皇地称之为担心“球场安全”，实际上对事后送上的20万并未推辞。他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也直言不讳，“人家看中了你的位置，还希望今后合作。”

　　李冬生则将问题裁判美名为“骨干”。他说，对于这些在降级边缘的球队比赛，在一方有“表示”的情况下，他一般都安排业务能力突出的骨干裁判执法，在执法尺度上尽量不出问题。黄俊杰就被派到青岛去执法青岛中能(微博)与广州医药的关键比赛。已经被捕入狱的陆俊也说，这样的安排不需要领导做太明显的示意，当值主裁判一听领导的话，就很清楚领导的意图。

　　女足曾经被视为中国足球硕果仅存的地区。尤其是1998年过后，中国女足开始走下坡路，社会企业对女足的支持力度也随之下滑，一些地方队被撤销，剩下的都处境艰难，很多女足球员每月的工资不过千元。但铁岭中院审理张建强受贿案公布，张建强硬是从看似没有“油水”的女足部发现了利益，当然，和一场男足比赛或给球队就能收到数十万元相比，女足的派头是要小一些，但“集腋成裘”。据悉，江苏华泰女足先后给了8万元；武汉市体育局给了3万元；湖北省足管中心给了1万元；浙江杭州女足俱乐部给了2万元。

　　收钱方式多两盒麻花下的欧米茄

　　在交易中，如何快速直接地让对手得到钱财，送礼的和收礼双方各显神通。

　　在两年前央视的第一波扫黑报道中，涉及的交易更多是现金和“实物补偿”。前者以2006年9月9日中甲联赛第19轮，绿城客场挑战广州队为例。当时两支球队在中甲积分榜上分居二、三位，绿城在积分榜上仅仅领先广州队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左右当年的冲超名额。广药俱乐部越过对方俱乐部，直接对球员行贿。

　　比赛前夕，范广鸣要求必须先见到钱，于是在范广鸣等人下榻的宾馆里，广药人员把150万现金放到了房间的保险柜里。范广鸣说，“如果没搞成，保险柜就不用开了，钱就给人退回去，电话里是这么定的。随后我给冷波打电话说钱已到位。”结果“搞成了”。至于谢菲联当初让海利丰在毛家湾基地免费食宿、训练，也可抵消一部分贿赂款。

　　事前付款，主要应用在讲究“现在进行时”的江湖中。而好多俱乐部都以事后付款，表示得体和“记性”。圈内人士透露说，“这样不但很倜傥，而且还是表达了今后需要继续交往的意思。”以谢亚龙帮助鲁能搞定主场夺冠裁判为例，几个月后对方才给了他20万，而且以鲁能集团表彰为借口，声称也给他一份。其实谢亚龙心知肚明，“当时球队的奖金早就发了，人家这样说，只不过是一个由头。”在潘强和杨一民的交往中，有关体测的感谢费也是此后奉上的，而且以放在杨一民床上就夺路而逃的方式。虽然杨事后说，自己进行了推辞，但他终究没有把这一万美元交出去。

　　超过十万的现金占据一定的重量和体积，有些场合未必适用。坊间津津乐道的传言之一，就是末代甲A时，一辆豪华轿车开到了其中一支球队训练基地的大堂门口，车的后备箱里有数百万人民币，现金把加长版的汽车后备箱塞得满满的。因此，一些人选择了银行卡。

　　蔚少辉透露说，09年他去参加亚泰队队长杜震宇(微博)的婚礼，婚礼完了以后，他跟很多朋友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闫峰打电话说要来看我，不过他来晚了，我们吃饭结束了，他想买单也没买成，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张卡，里面有10万块钱。”据透露，蔚少辉多次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球员、俱乐部等给予的行贿，甚至利用国家队领队的身份在商业比赛中收受钱款，向蔚少辉行贿的并非仅仅闫峰一人，但节目中没有披露其他人的姓名。

　　在前中超总经理吕锋被捕的故事中，也有一个版本是警方清查南勇物品，发现了他有一张5万的银行卡，办理户主是吕锋。

　　2010年初，一篇《国足领队戴劳力士手表，3款名表＋外套近20万》的网帖广泛流传，而帖子中所说的领队，毫无疑问就是说蔚少辉。作为足协中层的蔚少辉一年工资加奖金不过十几万，为什么能拥有如此之多的奢侈品呢？当时，蔚少辉对外的说法是，名表虽然价值不菲，在国内专柜的标价不是他能承受的，但是他的几块表都是在国外免税店以远低于专柜的价格“淘”来的。他强调说，按照自己的收入和年龄来说，收藏几块名表是很正常的：“我在足协工作有30多年了，因为工作的缘故，出国机会比较多，几块表都是在国外买的。”这次庭审透露的细节应该是对这些问题的另一个版本的解释。“两盒麻花下面有一个欧米茄的运动手表。”去迪拜比赛逛商店时，球员也直接将其看上的物品买下送给外号“四叔”的蔚少辉。

　　在张建强承认了贾秀全和王宝山给他送过钱之后，一名被告球员的家属忍不住愤懑，在法庭外高声反问记者，“凭什么说这次开庭是中国足球的胜利？他们怎么没有事情？”据悉，在相关调查时，专案组曾经在不同城市和一些涉案的教练进行过交流。一次在询问某教练是否送过张建强东西时，对方否认。但专案组直接放出了一枚祖母绿戒指的幻灯照片，让对方不得不承认。名表、饰物等，也是交易中的补充形式。

　　行业伤害大赌球行贿让一切失衡

　　足坛的腐败，已经危害到了社会。曾在五支不同球队厮混的王珀，不管在哪座城市都是球迷最揪心的问题。2004年，曾经的甲A劲旅陕西国力降入中甲，王珀“忽悠”球队来到了宁波。初期，王珀以自己的“豪放”给当地球迷印象不错，“我会让宁波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足球。看着吧，几场比赛踢下来，国力队肯定会成为宁波最热门的话题。”然而留在宁波打了几场中甲联赛之后，宁波的球迷们却越来越看不懂国力的路数，比赛结果十分飘忽，球迷经常在看台上大喊假球。连一贯审慎的《宁波晚报》，也在报道中公开指出某些场次有假球嫌疑。当初，一位陕西球迷冲入训练场给王珀下跪，要求他离开西安，这也是当地球迷心态的体现。

　　由于操作假球涉及大额资金，有时候甚至会演化为其他危害社会的刑事案件。2008年，足球裁判周伟新基本淡出一线，可是他还在参与赌球，并且在某些比赛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一次周伟新来到青岛，找到“老朋友”杜允琪(海利丰)，告诉他只要在某场比赛中打出自己需要的比分，杜允琪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大概为10万元。最终比赛出现了意外，杜允琪对此很不满，双方各有各理，争执不下，于是杜允琪将周伟新扣留在青岛，直到拿到周伟新朋友送来的钱，才肯放人。据了解，周伟新当时被拘禁的时间为一个小时。检方认为，杜允琪的做法属于非法拘禁。据悉，两年前，警方掌握了大量关于杜允琪操纵比赛、赌球的证据，准备将他查获归案时，遭到反抗，并且打伤一名专案组成员，检方指控他犯有妨害公务罪。

　　对于末代甲A国际与申花(微博)的比赛，在审判中的书证和证人证言都出现了新的焦点。法庭证据显示，申花一共出资550万行贿，陆俊与张建强平分了其中的70万，另外480万去向不明有待调查。这些比赛当初都是球迷满场的焦点赛事，此时公开暴露有假球细节，让社会各界颇为愤怒。

　　在满世界都是金钱利益的背景下，球员有时不想走旁门左道，寸步难行。据谢晖(微博)回忆，“2004年我拿着重庆劳动仲裁的胜诉书来到中国足协，希望足协能允许我签约德国。结果从上到下碰的全是软钉子。我律师急了：你这580万标的，不疏通疏通怎么行！你给个零头不就都解决了！‘他凭什么’我说了四个字。当天就离开了北京。今天回头一看，这也许是我最明智的决定！”

　　假球和赌球如影随形，这一度给中国的足球博彩带来了灾难性打击。2009年5月1日，国家体彩中心将竞彩推向市场，其初衷之一是“充分挖掘市场潜力”。竞彩足球游戏设置了 “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数”和“猜半全场胜平负”等4种玩法，有效地改变了此前中国足彩(微博)玩法枯燥的状况。2010年世界杯前夕，足彩中心又推出了“猜冠军”、“猜冠亚军”和“猜小组首赢”等3种新玩法，使总的玩法数达到了7种。世界杯不仅带火了地下赌球，还刺激了国家足彩的销售。世界杯开赛以来，国家体彩中心发行的以足球比赛为主要竞猜对象的“竞彩”销量节节上升。根据体彩中心数据机房统计，2010年6月18日全天，竞彩销量再创新纪录，达到惊人的4500万元。这一销售额，实际上是在地下赌球在国内盛行6-7年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