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张颖家楼下的小花园，是她所在住宅小区里唯一的公共休闲场地。1年前，就是在这片有人遛狗、有人散步，也有孩子玩耍的花园里，张颖6岁的儿子对足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随后，张颖开始为儿子四处寻找少儿足球培训机构。但她没有想到，偌大个京城，想给孩子找个学踢球的地方竟如此之难。

　　少儿足球培训机构难以寻觅

　　大半年过去了，张颖只找到了两家少儿足球培训机构，一家在城东，一家在城北。张颖住在北京海淀区，无论送孩子去哪一家，往返一趟都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最终只能作罢。但一个疑问也在张颖心中产生：“少儿英语、奥数、钢琴、绘画等培训班在北京比比皆是，为什么教孩子踢球的培训班却如此之少？”

　　3个月前，张颖终于从一个熟人那里得知，北京西郊植物园附近的一个足球场上，有一名足球教练在举办半公益性质的少儿足球培训班，张颖喜出望外。这个足球场位于北京西五环边上的一片小树林里，虽然位置有些偏，但离张颖家还算近，她赶紧把孩子送了过去。

　　每个周末，这里都有二三十个孩子在教练张建立的指导下踢球。“我这里不搞专业训练，对孩子踢球的水平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培养孩子对足球的兴趣，帮助他们掌握基本的足球技术动作和初步的团队配合能力，让他们‘入门’。”张建立说。

　　张建立是专业足球教练，他完全是凭着热情开展这种半公益性质的少儿足球培训的。在他这里学踢球的孩子每个月交300元学费，每周末上两次课。张颖一算账：每个孩子每个月上8到10次课，收取的学费可能刚刚够场租费，张教练基本上挣不到什么钱。

　　张建立以前办过一个郦城少儿足球培训班，但因为没有足球场地而被迫在京城四处打游击，最终还是没能办下去。张建立的理念是，不能把普及性的少儿足球培训办成高消费、小众化的贵族运动，必须奉行低收费的原则。但北京的公共足球场地数量很少，且场租昂贵，少儿足球培训和开展活动往往因此而受困。张建立现在的这个少儿足球培训班因为场租相对便宜，目前基本上能够在低学费的原则下维持生存。

　　张颖有时也会为儿子感到庆幸：“毕竟像张建立这样的足球教练只是特例，你不能指望所有的足球教练都不在意经济收益。另外，场地不足和昂贵的场租费也是影响少儿足球培训的一大障碍。”

　　升学压力把足球挤到了一边

　　39岁的田文敏从小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小时候在胡同里和马路边踢球的记忆，至今仍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但在他7岁的儿子身上，田文敏再也看不到自己童年的影子了，“城市里人多了，车多了，楼房多了，但空地少了。现在的孩子又都这么娇贵，哪家的大人能放心自己的孩子在街头巷尾踢球呢？”

　　“我们那一代人是‘散养’的，学习压力不太大，到外面玩，父母也不太约束。现在的孩子是‘圈养’的，课余时间要么上各种补习班，要么在家里看电视、玩电脑游戏。我也想让孩子像我一样爱上足球，但他成长的环境已经完全不是我小时候那样了。”田文敏说。

　　两个月前，田文敏也是从同事那里打听到张建立的这个少儿足球培训班，他现在每周都带孩子来踢球。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还没有太重的学习负担。田文敏说，孩子的同学几乎没有不上课外辅导班的，“等他到了四年级以后，我也不敢保证还能继续带他来踢球。谁都希望孩子以后能上个好中学，可‘小升初’的录取标准只有考试成绩。为了能考出高分，让他在三四年级以后集中精力学习，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在张建立的这个少儿足球培训班里，学员全都是小学一二年级或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孩子极其罕见。不是张建立不招，而是孩子越大，学习的压力就越重，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自然就很少了。张颖告诉记者，她的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已经报了英语班，每周利用课余和周末时间上6个小时课。相比起儿子的同学，这还算是上得少的，“我的很多同事或朋友家的孩子，到了小学三四年级以后，课余时间基本上都用来上各种辅导班了，最少的也要报两个班，多的要报四五个班。周末两天，孩子能有半天休息时间就算不错了。”

　　张颖说：“学踢球后给儿子带来了很大变化，如果儿子今后没有那么大的考试压力该有多好，那我肯定会让他一直踢下去。”

　　“儿子以前就爱看动画片，爱玩电脑游戏。每次想把他从电视机前拉开，或想让他放下iPad，都非常难。孩子学踢球以后，每到周六周日，都自己主动提前收拾好衣服和球鞋，等着我带他去球场。我这才知道，原来让孩子远离电视和电脑游戏也不是什么难于登天的事。”

　　张颖说：“儿子有一次去踢球时正赶上下雨，这要在过去，怎么可能让孩子冒雨出门呢？但教练说，在雨里踢球也是足球的乐趣之一，孩子们踢得很高兴，家长们也打消了顾虑。事后，也没有一个孩子生病。还有一次，儿子踢球时被球击中了脸，他疼得一下子就哭了。可过了几分钟，儿子抹了一把眼泪又上场了。其实，男孩子不能那么娇气，踢足球很能锻炼他们的意志。”

　　几个月过去后，孩子饭量大了，身体壮实了。他有了积极健康的兴趣爱好，享受到运动的乐趣，锻炼了意志品质，也有机会和同龄人一起培养团队精神……这些因踢足球给儿子带来的变化，更使张颖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不过，张颖有一位同样倡导“快乐教育”的朋友，却有着惨痛的教训。张颖介绍说：“我的那个朋友因为单位有共建学校，基本上能够保证职工子弟进入某市重点中学。因此，我那个朋友就放心地实施‘快乐教育’，从未给孩子报过任何一个课外辅导班，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但到‘小升初’那年，那所重点中学的招生名额有了限制，我朋友家的孩子因考分靠后而落选了。一家人心急如焚，最后花了很多钱，托了很多关系才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现在，我们都把他的‘快乐教育’作为反面教材，无论如何都不敢在孩子的学业上掉以轻心了。”

　　功利足球已在校园生根发芽

　　田文敏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等儿子稍大一些后能和他正式地踢一场球，因为他发现身边踢球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我现在每周还踢一次‘野球’，一起踢球的人可能彼此都不认识，只是因为踢球才凑到一起。我发现，现在踢‘野球’的，多半是我的同龄人或是‘70后’，‘80后’比较少，‘85后’、‘90后’更是从未见过。这与我经历过的‘足球热’真是大不相同了。”

　　踢球的孩子少了，北京市少年宫足球教练尹志义对此有着更加直观的感受。尹志义从1985年开始担任北京市少年宫足球教练，从业26年，他亲眼目睹了青少年足球培训由热转凉的全过程，“我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当时我们招一个少儿足球班，一下子来了300多个孩子，挑都挑不过来。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踢球的孩子就逐渐减少了。现在呢？每次招生能来十几个人就不错了。”

　　记者在一张今年上半年的北京市少年宫课外活动开班计划表上看到，相比起很多课程动辄要开十几个班的“热门”景象，每学期只开两个班的足球班成了最冷门的培训项目。以前坐等学生上门的尹志义，现在已经习惯于“主动出击”，去中小学校担任足球辅导教练。

　　“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少，原因比较复杂。”尹志义分析说，“过去北京的三环边就算挺远的地方了，城里也不堵车，无论孩子住在哪里，来我们这踢球都还算方便。现在，孩子们到我们这来，光路上就要耽误很长时间。因此，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此外，家长带孩子踢球的心态也在变。过去，家长觉得孩子喜欢足球才会送来学踢球。现在，很多家长是带着给孩子健身的想法让孩子学踢球，有的孩子并不一定真喜欢。”

　　尹志义现在带着的30多个孩子，基本上不是“小胖墩儿”就是“小豆芽”，过去少年宫的少儿足球培训还承担着发现足球苗子的任务，现在看来，这个任务很难完成。

　　中国足球大环境的恶化，也对少儿足球活动的开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这几年，尹志义在北京多所中小学校担任过足球教练，他发现，“城市家庭的孩子即使对足球有浓厚的兴趣，也极少往职业足球方向发展。而那些最终愿意走职业足球道路的孩子，通常都来自农村或是打工子弟。他们的家庭从一开始就把踢足球当成孩子日后改变命运的一条路，踢球的功利色彩很浓，这使得孩子在参与足球活动时背着很重的思想负担。”

　　而很多正在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的学校，其功利性也很强。

　　张颖的儿子今年9月上了小学，学校里有足球活动场地，还有一支足球队，这支足球队是全校足球运动的标志。“学校从近千名学生里选出十几个孩子，对这些孩子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普通的孩子肯定是沾不上边的。学校里踢球的也就这十几个孩子，学校足球队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代表学校外出参赛，这让我很难理解。”张颖说，“学校为什么不能让大多数孩子都有机会参与足球运动呢？校队队员不应该从喜欢踢球的孩子里选拔吗？为什么要先看孩子的身体条件，再决定教不教孩子踢球呢？”

　　北京市区不少场地条件好的学校，完全可以开展足球活动，但校方却不作为。尹志义就遇到过这样一所中学，有足够大的场地，还有一名足球专业出身的体育老师。但出于校园安全的考虑，校长就是不愿意开展足球活动。“现在校园安全很受关注，孩子万一在学校里出了事，校方往往是‘吃不了兜着走’。孩子踢球又难免磕了碰了，那学校更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了。而且，现在一所学校的口碑好不好，是以学生的考分和升学率为标准，学校当然要把抓学习成绩摆在首位。”尹志义表示。

　　据全国校园足球办公室负责人陆煜介绍，全国具备标准足球场地的中小学校非常稀少，但校园足球的开展对学校场地条件的要求并没有这么高，适合小学生开展的5人制足球只需要一片20米×40米的场地，仅与篮球场大小相当，这样的场地条件即使是位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市中心的学校也基本上能够具备。现在，场地问题绝不是导致校园足球受限的最主要问题，很多三四十岁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记忆：在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随便一片土地、一块草坪都能成为自己踢球的乐土。这不就很能说明问题吗？  

　　本报北京11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