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晚报百队杯28年的风雨历程中，中学生一直是百队杯的主力军。1997年，百队杯参赛球队曾达创纪录的2000多支，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学生参赛队。但是，今年第28届百队杯的参赛情况是：高中组108支球队、初中组41支球队。北京中学生踢足球的人数锐减已是不争的事实。  与今年百队杯同时进行的还有第二届北京杯国际中学生足球赛。比较而言，这个由中学生足球协会和人大附中主办的赛事就要专业的多了，参赛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经过专业足球训练的中学生。

　　发展校园足球，重塑中国足球根基，是很多中国足球从业人士的共识。人大附中在足球“体教结合”的道路上探索了20年，在昨天北京杯国际中学生足球赛的开幕式上，中国足协副主席薛立再次对人大附中的体教结合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是，评价是一回事，推进又是另一回事。中国足球体教结合之路究竟会遭遇哪些阻力？实际难度又有哪些？这些问号不是轻易就能拉直的。足球进入校园，绝非朝夕之功。

　　说来容易做来难

　　从职业化初期的一哄而上到现在的难以为继，中国足球人才培养正面临着断档的尴尬现状，这也使体教结合的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以人大附中三高俱乐部球员为班底的北理工大学足球队无疑是体教结合的一个典范。球队总教练、足坛名宿金志扬也是体教结合模式的坚定倡导者，多次发出“足球的希望在校园”的呼声。

　　然而，人大附中三高俱乐部和北京理工大学的成功都只是一个点，中国足球仍缺乏完整的体教结合体系。

　　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曾说过：“失去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失去教育的体育将走向歧途。”其实，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提出体教结合的概念，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出拥有高文化水平和高运动水平的体育人才。足球领域同样如此，但是，在实际操作上，校园足球的口号喊出来很容易，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

　　现实问题难解决

　　前中国足协青少部官员冯剑明退休后的一个身份是人大附中三高足球俱乐部的顾问。作为校园足球办公室第一任主任，冯剑明曾致力于校园足球的推广实施和体教结合的开展。但是，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却倍感惭愧，“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工体看完可口可乐杯比赛，就提出足球必须要从青少年抓起。但是26年过去了，并没有见到实质性的发展。”

　　“实际上，中国青少年足球的培训体系已经坍塌。”在冯剑明看来，虽然很多人都在说校园足球、体教结合是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的必由之路，但这么多年下来一切还都停留在口头上。“我曾是校园足球第一任办公室主任，当时定的是教育部门和国家体育总局分别派出部分人员共同办公，但直到今天为止，也没见到教育部门派来的人。”

　　“我们曾经希望在一些学校推进足球试点，但人家就提出来，带队的体育老师的职称怎么评定？这些都是现实问题，不是说教育部部长和体育总局局长坐在一起谈谈就能解决的。” 

　　“当然，足协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失误。中国足球以往太爱搞政绩工程了，缺乏扎扎实实的工作。这么多年了，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大纲有没有？校园足球的发展规划又在哪里？”

　　创新体制找出路

　　冯剑明的话里或许带有发牢骚的成分，但现实的状况是，当体育和教育是两个平行的独立系统时，校园足球、体教结合很多时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培养人才不仅需要投入，更重要的是，人才成长需要过程。在这方面，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耐心。于是，“拿来主义”成为体教结合的捷径：即把专业体制下培养出来的运动员直接拿到学校来。这种没有后备人才贮备的空中楼阁式的体教结合，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但即便如此，很多人仍乐此不疲。不过，乐此不疲的背后，也有规避现实问题的无奈。

　　有一条坊间的传闻是：足协麾下某年龄段青少年国家队在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之前，曾和国内同年龄段中学生足球队进行过两场热身赛，结果两战尽没。即便如此，这支中学生足球队中的佼佼者却并不能入选青少年国家队，原因很简单，青少年国家队是属于体育系统的，中学生足球队是属于教育系统的。

　　“校园足球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气候，根本原因就是两套体系并行。”冯剑明说。在他看来，校园足球发展的大前提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其次是教育和体育部门制定合理有效的制度，“惟有体制创新，才能在新形势和新条件下为中国足球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