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上午9时30分，一群老人出现在上海体育场外围耐克足球公园，这是由上海“东华元老足球队”周二例行活动，白发斑斑者有些上场竞技，有些在场边欣然做看客。经东华元老队何昌林先生牵线，记者拜会了其中陈志华、丁炎良、周际平等三位名宿，加上大病初愈的包瀛福指导，听他们亲口讲述55年前上海足球队夺得首届全国足球锦标赛(足协杯前身)冠军的一些往事。

　　撰稿 本报记者 张晓露

　　乱穿“号码” 迷惑对手

　　1956年在青岛首次举行首届全国足球锦标赛对参赛球员有一个特殊要求——必须是全国足球联赛以外的非集训队员即业余运动员(这一规定从第二届开始取消)，可见足协杯的创办本身是针对“草根足球”的。而对上海等足球传统城市来说，这一补充性质至关重要，因为当时很多优秀的球员就由于出身成分等当时社会非常敏感的背景无缘专业代表队，名将陈志华就是典型代表。

　　“陈指导踢中锋，张宏根只能改踢边锋，但是他父母都在海外，所以选拔去匈牙利的球员时把他留下了，说有心脏病，我也差不多，说我肺不太好……”明年就要过80大寿的骁将丁炎良苦笑道，同样理由阻碍他们成为上海队的一员，周际平也差不多：“我大学时候就去了东华队踢球，这是以前上海最有名的球会，‘铁腿’孙锦顺、张邦伦、贾幼良等名将都在东华效力，而那时贾幼良等一批名将老了，我们这一代去接班。”那时把这些“业余球员”组队，实力不一定比上海队差，而全国锦标赛的举办给了他们崭露头角的良机，周际平和东华队队友李垚、钱允庆等同时入选，终于披上了“上海队”球衣。在首日对西藏队的比赛中，周际平打入了上海队的第二个进球，“当时特邀参赛的西藏队都是由贵族阶层或者旅外回国家庭子弟组成，为强调友谊第一，严禁我们在比赛中踢到对手，实力上我们绝对占优，最终4比1取胜。”

　　在分配号码时还特地动了点脑筋，后来身穿9号球衣的丁炎良透露：“其实9号肯定是中锋陈志华的，但当时他很有名了，所以我穿9号，让别人看我们训练时摸不着，陈志华穿了17号……”

　　买“金果” 绕着樱桃树跑

　　“我们踢球就是因为喜欢，什么条件、待遇当时都不谈的。”丁炎良笑着回忆道。那一年他24岁，队里最大的如李垚36岁，最年轻的“小苏州”朱益坤才20岁，在张培德等编撰的《上海队荣获首届全国足球锦标赛冠军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可以看到出征的一些片断：

　　“5月31日晚6点半在上海北火车站候车室集合，搭京沪线硬席卧铺快车北上……”在14小时行程966公里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转乘胶济线坐8小时火车赶往青岛，“于6月1日傍晚7点多安全抵达。”而迎接他们的，只是一辆前苏联制的敞篷大卡车，“大家就几张《申报》，分开来席地而坐，陈志华带头大家唱歌，唱《歌唱祖国》，又唱前苏联歌曲《一条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丁炎良对那一幕至今记忆犹新，而他们的目的地，“也不是宾馆，也不是旅社，就是比赛赛场的看台下面，叫窟室，我们戏称‘六面水门汀’。”次日正式向大会报到，每人发到一张代表证还有一本秩序册，这本秩序册丁炎良珍藏至今。

　　在青岛期间，作为主教练的孙锦顺交给丁炎良一项任务，去中山公园后面的摊贩那里买“金果”(粤语花生)，“孙指导喜欢吃零食，要我去买5分钱花生，还要买5分钱樱桃，5分钱合当时旧币500元。我去买要跑着去，还不能直线跑，要绕着樱桃树曲线跑，回来时要绕电线杆子，有的地方要快，有的地方慢，其实是孙指导要我练变速跑，这是他年轻时的秘笈，说比在赛道上跑二十圈、三十圈还管用，还让我不要说出去。”

　　“铁腿”的谨慎并非过分，虽说是业余球员的比赛，但强手如林，比如当时代表北京参赛的就是北京体院师生，组织严谨，体力充沛，还有苏联专家指点，在6月8日下午进行的决赛第一轮比赛中，北京队就利用上海队后防球员缺乏配合2比0胜出，导致出现了三支决赛圈队伍积分和净胜球相等，重新安排第二次决赛，这一次上海队先后战胜天津和北京，取得了冠军。

　　冠军奖励 一支“金星”钢笔

　　背靠雄伟的“八万人”建筑，丁炎良小心地打开一个盒子，从里面相继拿出了一枚金牌，时过境迁，灿灿金光依旧，而背面的“第一名”三个刻字也很清晰。随后他又在包里翻找半天，拿出一支黑色“金星”钢笔，上书：“一九五六年全国足球锦标赛奖 第一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笔杆镀金粉的技术当时刚在上海发明，至今基本没有磨损。“再加一件茄克衫，就这点待遇了！”周际平在一边补充：“还有一本书，保尔·柯察金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没有奖金，也没有职称、住房等奖励，他们这一批业余球员却非常开心，还畅饮青岛啤酒厂送来的新鲜啤酒——那时做运动员的基本上不喝酒，难得开怀后受邀坐舰艇出海，结果大多数人严重呕吐，苦头吃足。

　　还有一项待遇是后来的“业余运动员”很少享受到的，那就是回到上海之后受到了时任副市长刘季平的宴请祝贺，金笔和衣服就是刘副市长亲自颁发到每个队员手上的。“足球这项运动的影响力是别的项目无法相比，后来上海也拿过篮球冠军，但是产生的影响力还是不一样吧？现在上海足球遇到暂时的低潮，需要宣传，改变面貌！”丁炎良说着拿出一本旧著《贝贝足球》：“这本书出版了20年，有些东西还有价值，曹赟定很小的时候我曾送给他一本。”

　　今年恰逢首夺足协杯冠军55周年，同时10月1日东华元老队还将在上海承办长青杯亚洲华人足球邀请赛，并以此纪念东华足球会成立80周年，周际平一代的元老感慨丛生：“年纪最小的‘小苏州’都75岁了！这几年老队友相继‘走’了，我算算都9个队员了！”

　　包瀛福：上海当年四支顶级队

　　包瀛福是上海足坛元老，而1956年的首届全国足球锦标赛夺冠的那支上海队，他也是最早的参与组织者。“当时我也是参与组队的人之一，但后来我调到了上海轻工业工会工作，领导不同意我去青岛参赛。”当时轻工业系统有一支甲级足球队“全国红旗队”，大本营就在上海，可能是考虑参赛需要拒绝放人。而在上海队夺冠之后，很多名将就被招致红旗队征战甲级联赛。1959年起包瀛福正式担任上海足球队队教练，同年首届全运会收入了“出身不好”的陈志华等，这批名将得以“转正”。

　　“1964年上海足球顶峰的时候，有四支甲级队：上海队、上海青年队、全国红旗队和上海工人队。此外还有足球科研班上海、上海工人以及上海青年一二三队总共五个班编制108队员，称‘108将’！”而外出比赛，上海足球也常常作为典型被推荐学习，他们也毫无保留地进行交流。比如在首届“足协杯”期间，就曾出现了“反哺广东足球”的一幕：“当时梅县队代表广东足球出战，我们队里孙锦顺、陈志华等都是梅县人，那里有传统足球氛围，但水平比不过上海，交流是比较客气的说法，其实就是演示，像孙指导那时都快50岁了，但表演出来的技艺还是很惊人的。”丁炎良和陈志华讲述起当时的“热闹”，不仅有同为参赛球队的梅县队全体成员，还吸引来了最大的对手北京队的两位被授予过“苏联功勋运动员”的专家。“铁腿”孙锦顺先表演临空射门，“当时由上海运动员在两侧抛出低空高球，然后由苏联专家罗斯科夫指定用左脚还是右脚，踢球门的哪一边，守门员是梅县队的。结果20次射门大概也就几次失手，球飞脱球门了。孙指导说这是球做得不圆造成的，我们拣球去给苏联专家检验，确认球有毛病后，他们都意外中国还有这样的高手。”

　　转眼首届全国锦标赛已经硝烟散尽了近55年，这批身穿“上海队”字样球衣夺冠的元勋们，有些终身与足球事业相伴，比如放弃了大学学历的周际平，“带出了江苏足球半壁江山”的朱益坤，还有将事业延续到下一代的江永林(国门江津、江洪的父亲)，但也不全然——东华足球队名将钱允庆后来成为外科专家，参与了“断臂再植”医学奇迹；董庭威成为复旦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化工专家。包瀛福说：“昔日上海踢足球的大多数都是大学生，这一点上，现在的体教结合显然效果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