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家底被掏空了，那这个家庭即将面临窘迫的经济环境也就毫不意外了。对中国足球来说，多少年来对青少年足球的忽视，同样将足球的家底挥霍得差不多了。好在，足管中心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放下对男足冲出亚洲、女足回归世界一流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校园足球搞起，中国足球已经回归正道。

　　谈现状 家长太看重成绩

　　新京报：和前几年相比，我们现在的校园足球有什么突破吗？

　　韦迪：从认识上来讲，有进步。我们是在2009年启动的校园足球相关活动，大家都知道少年强则国家强，如何培养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这是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新京报：在搞校园足球时，会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

　　韦迪：是的。我们现在面临两个比较特殊的社会现象，一个就是独生子女现象，他们成为家里唯一的宝贝，大家对这个宝贝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都非常高，所以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无疑会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果从正面角度来讲，家长是希望孩子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首先是要接受完整、高质量的教育，因为社会现在竞争氛围很强，压力也不小，所以首先要确保学习。这种选择不应该责备，很正常。这样下来，孩子成长过程中就会留下缺失。

　　新京报：踢足球对于孩子们的成长，能起到作用吗？

　　韦迪：以足球为代表的这些体育项目，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很特殊的作用。孩子从事这些项目，就要求他们要在一个团队中生存，这就会弥补现在独生子女在成长环境中的一些缺失。第二在参与体育活动时，必然要面对一个合作的问题，一个面对胜负的问题，这对孩子的成长肯定有好处。可是对于足球来讲，现在又面临一个特殊的阶段。前些年所出现的那些问题，给父母一种担心，担心踢了足球之后对孩子成长会有其他的不良影响，所以有些家长就让孩子远离足球。

　　新京报：现在学业压力太大了，这也是很多孩子不选择体育和足球的原因之一。

　　韦迪：我们应试教育确实存在一定的压力。家长为了让孩子升上大学，让孩子拿出更多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去，是家长的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不应该责备。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或者社会工作者来讲，既然面对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就应该更主动地去设计一些方法和手段，吸引孩子能够选择这个项目，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应该动动脑筋。有些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也不太愿意在学校开展足球活动。踢球，就可能挤占了学生们本来用于学习的时间，他们从学习的角度来讲，需要拿出更多时间来抓。

　　新京报：现在的孩子家长和过去相比，也不一样了。

　　韦迪：现在家长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真的要是因为踢球受伤了，家长肯定要找学校，甚至会要求赔偿。这样的话，作为学校老师和校长(新京报：你也当过校长。韦迪：对啊，我也当过。)老是因为这类事件来找我的话，我干脆还是完成自己的教育工作就可以了。所以这就需要社会方方面面营造一个更宽松的环境，家长应该意识到通过恰当的这种身体活动，对孩子的成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每天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对于调整孩子学习后的脑力疲劳，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孩子往往面对有兴趣的活动时控制力差，这就要求孩子们的组织者在有效的时间内，搞训练活动，时间一到立刻让孩子们去学习，我想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谈目标 派教练入校辅导

　　新京报：体育工作者开展校园足球的思路，是不是也应该进行调整呢？

　　韦迪：过去很多年，我们的体育更多都是为奥运会培养人才的需要来从事一些事情，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提“发现苗子、培养人才”，这只是使用了足球若干功能中很小的一部分，足球应该具备更宽广的社会作用。今后，校园足球的主要作用是要使孩子们身心得到健康发展，而不再提“发现苗子、培养人才”。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必须让孩子们踏踏实实地待在学校里。我们即将出台的俱乐部行业标准中规定了各个俱乐部要有四级梯队，其中包括U10年龄段的队伍。

　　新京报：U10梯队的球员，刚好是小学生。

　　韦迪：亚足联要求俱乐部球队要有四级梯队，我们必须跟国际接轨。但存在方式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解决的。足协规定，U10这支队伍，绝不允许俱乐部自己组织，提倡俱乐部和若干个小学合作，派专门的人到小学里去进行辅导，给予学校经费上的投入。用这种方式，让孩子们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接受足球。

　　新京报：现在的校园足球，很多地方都是个别学校搞得不错，但也有很多学校其实并不理想。

　　韦迪：作为中国足协来讲，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大家普遍认为足球是城市运动，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城市可用于踢足球的场地越来越少了。虽然在国家有关建设标准上也有规定，多大的社区必须要预留体育场地，但在具体落实上，确实也存在问题。

　　新京报：在解决场地不足方面，足协有什么想法吗？

　　韦迪：面对场地不足的情况，我们青少年足球发展计划中要引导性地每年发展100块场地。我们会拿出一笔经费，专门支持开展校园足球。有些校园场地不大，所以我们可以不开展大足球，我们可以开展五人制、三人制足球。

　　新京报：在青少年比赛中涌现出的那些有天赋球员，足协是否考虑过应该如何做？

　　韦迪：这就需要我们给那些有天赋的孩子一个可以提高的平台。把提高同体育系统相结合，但依然要坚持与教育相结合。通过业余训练，来解决提高的问题，那个时候的教练员水平更高了，也更专业化了，训练也更规范。校园足球一个主要的目的是普及足球，培养足球爱好者，并不是培养运动员。绝对不能再做选拔运动员、发现苗子那些事了。

　　新京报：不发现苗子，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

　　韦迪：中国足球和日本韩国比，还是差在文化上。不差在身体上，技术上也不差。我们每个个体拿出来都很像样，但一组到一块，就不那么灵。

　　这里面有教练员的问题，也有球员领悟能力的不足，其实主要还是文化的问题。通过校园足球的推动，努力让足球成为孩子们成长中的伙伴，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才是校园足球真正的目的。据我了解，教育部门正在积极地推动校园足球。校园足球要是离开了教育，就是无本之木、死路一条。

　　谈操作 光靠足协做不成

　　新京报：足球从校园抓起，是不是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杜绝青少年比赛的超龄现象？

　　韦迪：说老实话，以大打小的出现，是我们体育界自身的事，和人家教育部门没关系。出现这种行为，无非是急功近利、功利主义和锦标主义在作怪。另外，这里也有我们组织者的责任。

　　新京报：这也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当年的选材。

　　韦迪：为了尽快出成绩，我们的教练员过去喜欢选择那些人高马大的球员，而有些有天赋的孩子，就被忽略了。梅西如果是在中国这种环境下，不可能出得来。一上场，被人家一撞就是一个跟头，我们的教练员肯定会说，这个人不好用，直接就不用了。从管理层面来讲，要建立一个新的机制来引导大家比赛。

　　新京报：什么比赛机制？

　　韦迪：比如我们今年创立一个比赛方式就是打骨龄赛，这是一个短期有效的行为。其实这也是一个无奈中的办法，现在已经存在这种虚假年龄的问题，如果要想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只有按照骨龄来区别，你什么发育情况，就打什么样的比赛。

　　新京报：国家体育总局往青少年足球方面一年的投入大概多少？

　　韦迪：我们今年推出三级青少年联赛，整体投入是1200万，其中就包括骨龄测试。光一个校园足球，就是4000多万专款，每年用于青少年发展这块，每年应该能够达到6000万。

　　新京报：分到下面，恐怕也是杯水车薪？

　　韦迪：没错，是这么回事。中国太大了，这个事光靠中国足协是做不动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校园足球的前景？

　　韦迪：光靠足协努力是做不大的，只要有了教育部门的积极配合，有了家长认识上的调整，我对校园足球的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

　　新京报：你也是孩子家长，你同意自己的孩子去踢球吗？

　　韦迪：(沉默，三秒钟)这个我不好说(笑)。我家里是女孩……(笑)如果在前些年，我可能不会(让她去踢球)。现在来讲，最起码我不反对。孩子如果能够有组织地参与某种活动的话，没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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