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曾爽报道   继专业人士南勇和杨一民出事后，谢亚龙这位对足球并不专业的空降干部也出事了，这带给所有人的震撼在于，腐败并不局限于圈内，即使是圈外人同样难以“幸免”。感慨之余，更为令人深思的课题出现，那就是，抛开“谢时代”游走于主流之外的杨一民不谈，只是单纯对比南勇和谢亚龙，会发现，最终都走向堕落的两人，因为其身上“专业人士”与“空降兵”的标签的不同，其逐利渠道与资源有着很明显的分别，在国字号和联赛上都可以手眼通天的南勇，因为谢亚龙以奥运之名垄断国字号，只能依靠联赛资源逐利，最终“涉嫌商业贿赂操纵比赛”，而谢亚龙则在国字号的相关资源上找到了“赢利点”，选帅、国字号比赛承办，甚至国脚选择，都成了他可以渔利的重要渠道。

　　两位正局级干部，在中国足协的过去四年中，就是这样泾渭分明，在令他们栽倒的业务上因此无交集之处，在各自的领域里，南勇和谢亚龙之间都有着各自公开却又隐秘的处理手段，他们在各自的体系中，都有自己的一片逐利天地。

　　南勇大一统被龙王打破

　　在足协的业务中，联赛和国字号是两项最主要的工作，国字号队伍的辐射面大，影响力大，而联赛的号召力具有持续性和广泛性，两者牵扯的面都很广，也更牵扯巨额的资金注入。遗憾的是，在足协并不完善的管理制度下，这成了谢亚龙和南勇两名主管领导贪腐的两大重要资源。

　　其实，如果不是谢亚龙的空降，两大资源之间本来没有人为的切割。在谢亚龙之前，南勇曾掌握着国字号队伍和联赛两大业务部门，虽然有阎世铎在，但南勇在国家队和联赛层面都是老大，2001年十强赛期间南勇搞定米卢、2005年实德与川足剥离关联关系，都是圈内佳话，无不证明了南勇在国字号和联赛两个领域都拥有的绝对权威。

　　在国家队的业务范围内，南勇的铁腕和强势给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他的能量。2001年十强赛期间他与米卢的斗法让阎世铎对他非常信任，所以在聘请阿里·汉时，阎世铎在得到总局选帅的大致框架后，将任务全权交给了南勇，当时在主席办公会上，阎只是划定了一个选帅的期限，“我会在这个时间里选出国家队主教练”，南勇在会上立的军令状至今还令足协人员记忆深刻，最后甄选阿里·汉阶段，阎世铎几乎没有过多参与具体过程，全是南勇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往返跋涉。最终敲定阿里·汉，并顺利通过总局验收，让阎世铎十分满意，这被认为是南勇展示能力的一个经典战例。

　　当然，作为一名政工干部出身的足管中心副主任，在阎世铎时代，南勇并没有持续受到重用，阎世铎更喜欢使用杨一民主管业务，高学历是阎世铎用人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情况在2004年“11.17”中国队折戟后发生了变化，杨一民失去了阎世铎的信任，南勇则走到了前台。熟悉足协的工作人员们都说，“11.17”的唯一受益者是南勇，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南勇迅速掌握了中国足协的核心业务。在国字号中掌握核心业务的同时，在联赛中，南勇凭借把四川冠城剥离出“实德系”完成了自己的又一次大权在握。为了搞定实德系，南勇先后两次到四川进行调研，又先后两次和徐明进行了交涉，最终他快刀斩乱麻地限期四川大河托管或转让，在无人敢接的情况下，最终强硬地取消了四川大河的注册资格。

　　很显然，南勇早在2005年就已经完全在联赛和国字号领域里拥有了绝对的权威，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他的标准和秩序建立起来的，尽在掌握和毫无监控，让他有了为所欲为和利益置换的空间。直到谢亚龙的到来。虽然在谢亚龙任上，南勇作为党委书记已经与谢亚龙都是正局级，但因为谢亚龙是中心正职，并且是领了奥运使命而来，让南勇只能忍痛割爱，让出了自己的国字号资源。

　　谢亚龙强行切割国字号

　　谢亚龙作为一个圈外人刚刚入主足协，他希望的是能够至少掌握一项核心业务，这就势必从南勇手里剥离国字号或是联赛，这个选择题交到谢亚龙面前时，他很轻易就给出了答案。在奥运战略和金牌至上的总局战略中，谢亚龙几乎没有花时间就圈定了国足、国奥，并把女足交给了杨一民，至少在当时，他认为他信得过。

　　南勇手中的权力发生了改变，谢亚龙上来后把所有国字资源都抓在手里，包括盈方、包括选帅、包括各队领队，甚至包括国脚资格确定。虽然这让南勇很不爽，但他毫无办法，毕竟谢亚龙有这个资格。而他只能在谢亚龙的安排下，不停在国字号球队间轮转。

　　无可奈何的南勇只好守住联赛这块阵地，并同时给谢亚龙施压使他不再盘剥自己的权力。公安部在对他的案件定性中写道，他涉嫌收受商业贿赂操纵比赛，其本质上是操纵联赛，而谢亚龙因为其空降兵的身份和不专业导致的这个圈子先天对他的排斥感，在联赛方面少有涉及，一到岗就很快在各线国字号方面发力布局。两人之间，虽有默契互不干扰，但难免有爱福克斯之类的交集，并开始有了隔阂。

　　最终让两人产生矛盾并最终翻脸的地方在于内部党组织生活会，在一次内部生活会上，身为党支部书记的南勇在会上公开对谢亚龙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提出了批评，其中涉及到工作中的随意性等问题，而且态度非常严厉，在党内这是一种很内部的批评方式，但是作为一把手的谢亚龙难以接受。毕竟两人在业务上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在党内这种关系却调了个，谢亚龙成为“被领导者”，矛盾的种子就此埋下。

　　随后在利益争夺中，两人间积怨颇深，在2006年年初爱福克斯签约时，两人的矛盾公开化，谢亚龙公开拒绝在合同上签字，南勇无奈只能完成签约全过程，随后两人在内部会议上发生矛盾。有一次谢亚龙在离开足协前公开表示，“即便我要走，我也要放倒南勇再走”，这是一句发泄的话，但是这是两人矛盾已经无法缓和的表现。

　　泾渭分明使其肆无忌惮

　　于是后来的事情表明，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之下，谢亚龙和南勇缺乏交流，各自主管的业务也不再相互过问和掺和，形成各扫门前雪的局面，谢亚龙在国字号领域里是“老大”，南勇则成为联赛管理的“舵主”，在两人犯事的区域里也同样“井水不犯河水”。

　　但在联赛层面，南勇一直都尽在掌控，很多人经常愿意津津乐道于南勇对联赛的熟悉，而嘲笑谢亚龙在联赛层面的无知，谢亚龙在联赛上一直无为而治，唯一差点完成的动作还是南北分区。当时总局并没有拿出“南北分区”的方式让谢亚龙执行，而是给出了一个长期集训的时间表，谢亚龙拿到这个时间表后，在崔大林的督促下，只能作出“南北分区”的决定，这是他涉入联赛的起因，但是他是不情愿的，他那时候曾说过“这事儿应该直接让南勇办就行了，我不该出面，我只安排好国奥队集训就行了嘛”，谢亚龙的总结并不在“南北分区”是否合理，而在于他该不该介入，显然谢亚龙就没有把联赛当成自己的事。

　　虽然也有俱乐部托他办过事情，但他一直离联赛很远，唯一和南勇在联赛层面争执起来的就是爱福克斯合同，细究起来，这场纷争的起因并不是谢亚龙反抗南勇设的局，而骨子里则是谢亚龙不愿意触碰联赛。

　　因此后来的很多时候，两人间各有很清晰的权力划分，就像小学生课桌上的那条线，谁也不能越雷池半步，当然这并不能说他们建立相关体系就是为了收钱和贪腐，以及为自己牟利益，但他们的确因为这条课桌上的“线”捞到了好处。

　　在谢亚龙卸任后，南勇本来有望重新完成大一统，他重新掌握了国字号队伍，而且重新规划了自己的治理手段。但遗憾的是，他上任的前半年里，国字号还在竞聘主帅，南勇本来很想在2009年年底换掉谢亚龙的爱将蔚少辉，再度施展自己的铁腕，可是当年10月份开始，反赌扫黑风暴爆发，南勇开始招架不住，没能把蔚少辉提上日程，直到他被批捕。

　　新浪体育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