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周报记者肖良志成都报道自4月19日被韦迪领着上任后,曹景伟等5人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事实上,他们早已进入角色,正低调而忙碌地在各自岗位上耕耘。即将开始的女足亚洲杯,还让曹景伟、戚军、郭涛先后来成都驻扎。这一个月来有何变化?“生活秩序被完全打乱!”他们开心地抱怨。
“每天都在提心吊胆”
主管技术部的杨新利和主管国管部的曹景伟,可能是五名新人中最受煎熬的。杨新利面对的工作焦点,主要就是裁判的执法工作,在总结自己的“满月”时他说,“每天都在提心吊胆。”
曹景伟则承担着挨骂的任务,只要国字号打不好,他就要面对足协领导和球迷的压力。他告诉记者,“我对自己和球队都保持最好的唤醒意识。各级国字号的成绩压力非常大,人有时候就容易焦虑,这种焦虑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做到合适,对自己和球队才是最好的唤醒。否则,在太高的焦虑中,容易迷失方向。”
在来足协前,杨新利在总局机关党委上班,曹景伟则在水上中心工作。这次换岗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跨行”工作,决不是换一栋办公楼那么简单。他们最需要适应的,是新工作巨大的社会关注度。
“我突然发现,有时俱乐部和社会各界都在关注裁判问题,这超乎我的想象。”杨新利告诉记者,“这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要求我和同事们必须确保不出大的问题。我现在天天都围绕足球转,和家人朋友谈论最多的也是足球话题。尤其是裁判方面,几乎每天都提心吊胆,每轮比赛必须看完全部能看到的比赛,然后想方设法去看没有看到的比赛的视频。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做好的。”
几乎每轮比赛后,都有俱乐部打电话给杨新利所在的技术部,就裁判问题发表意见。对这些俱乐部大佬,杨新利还不是很熟悉,他只能客客气气:“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裁判工作是完全按规章制度办事,没有人为因素,希望共同遵守。”有的俱乐部提出更换裁判,杨新利就像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裁判的资格没有问题,也是俱乐部自己抽出的,如果更换就是破坏了咱们的制度。对于您的要求,恐怕不会有政策和制度上的支持……”而对方如果稍微肯定某裁判的工作,杨新利就会认真记在本子上。“能够得到肯定,真的是备受鼓舞,激励我们去做得更好,让裁判是焦点但不是污点。”
曹景伟几乎忙晕了。5月17日中午,在成都督战女足亚洲杯的他把房卡放到了屁股兜里,可是自己忘了,满世界去寻找。他的电话不断在响,许多都是媒体的,很多时候他在接还是不接之间犹豫,最后他还是客气地接了。大多数都是问国字号的指标的,这凸显了成绩的重要性。
“每个指标都是一座大山,但不要压给我们的队员。我不会去假设失败是什么样子,那样会让人更加焦虑。”在成都温江基地,曹景伟努力让自己恢复过去踢野球的风采,让自己和足球拉得更近。但是,脚法的确生了,球不听使唤。“从今往后,只要有空就踢两下,否则落伍了。”
被拒绝的酒局
这一个月,曹景伟接到老朋友喝酒叙旧的电话超过8次,他只答应了一次。杨新利、戚军、郭涛和孙哲东的情况也差不多,开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察觉到异样。当朋友不断打来电话时,他们才意识到,这一个月几乎没和朋友喝酒叙旧了。
5月6日下午5点45分,在温江基地,曹景伟又接到一个老朋友的电话,询问有无时间出来小坐叙旧,大家很长时间没聚了。结果明摆着,预约失败。曹景伟说,“我也很想那种快乐的氛围,但是没有办法,压力大、工作多、责任重,现在只能挤时间。朋友应该能谅解,等有机会的时候肯定和他们一醉方休。”
曹景伟的家离足协也就两三站路,到足协工作后,他下班一般都是步行25分钟左右回家。不到一个月,他习惯并喜欢上了这种行走的方式,因为在这25分钟里,他可以思考一些问题。家里对他到足协工作还是比较支持的,这是他最大的动力,“受关注程度高了,压力真的非常大,家人的支持是我的动力。”和在水上中心最大的不同?“在水上中心的时候,从组队、训练、科研、竞赛等多项工作,我都是管理者。现在不同了,要涉及到很多部门,需要更好的沟通能力,肯定比原来累多了。”
原来主管铁人三项的时候,戚军一个人承担多个部门的管理和组织工作,一条龙的做法相对简单。现在变了,他所在足协竞赛部,需要和多个部门进行沟通协商,才能最终敲定相关事宜。“好在中国足协的基础很好,相关人员在竞赛方面的经验不错,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也让我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戚军表示,到足协一下子引来那么多的关注,的确有压力。而且,因为足球不好干,家人、朋友以及原来单位的同事都有点担心他。“其实,家人和朋友都是善良的,他们怕我自己承受不住。没什么,我这个人对事情很投入、很激情,不会给自己留退路。在这里,自己经受的考验和锻炼也会更多。”5月18日晚上6点,戚军在成都主持了中国足协的女足亚洲杯晚宴,欢迎和接待亚足联及女足亚洲杯各国足协官员。声势浩大的场面下,戚军显得干练潇洒,根本没有一名新人的局促。
“大内总管”不顾家
郭涛所在的综合部涉及到46项工作,包括人、财、物、党、团、工、青、妇、香河基地等,是名副其实的“大内总管”。在46项工作中,郭涛此前唯一没有涉及过的是财务。此前,郭涛曾在人事处、学生处、党委办公室、党委书记、校长、副院长等多个职位上干过,到足协综合部上班,也是人尽其用。
纷繁芜杂的工作,郭涛处理得有条不紊,他说自己的秘诀就是按规章和原则办事。“只要按照原则和规章办事,不会出什么问题,大家也都能理解。原来在体院工作的时候,会有部分奥运会冠军到学校上学,有个别的比较难以管理,辅导员老师根本管不了。作为一把手,我亲自去管,告诉他们:不管以前是什么冠军,到了这里就是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就必须遵守学校的规定。否则,学校就会按照规定办事。”郭涛用这种一把手式的铁腕,让个别难以管理的奥运会冠军恢复了学生而不是冠军的身份。
郭涛家住北京西边,每天到东二环的中国足协上班,要穿越大半个北京城。他开车用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通常是3个小时,如果稍微堵车,单程就得2个小时以上。有一天郭涛打的上班,虽然不是特别堵,可车费高达83元,这让他大吃一惊。“一个月,最大的感受就是不顾家了,因为用在路上的时间多了,下班晚了。”到足协一个月,家里的琐事都和他无关了。
其他人也都一样,对家人总有一种愧疚感。但回到家里,他们又不想表露出这种愧疚,而是尽力多想着快乐,这样能忘掉足球带来的些许沉重。用杨新利的话说,“当我们的家人和朋友都真的因为足球而快乐时,我们的工作会更有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