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氏内阁全家福

　　尽管疑窦丛生，充满难以捉摸的玄机。但通过大规模人事更迭，韦迪3个月内已然高效率地完成了他的组阁工作。新一届中国足球领导班子就此确立。只要不是存心将中国足球作为人事斗争的祭品，人事之变就是一件好事。毕竟先前的班子早已证明不行，而新班子至少给人希望。

　　一届班子或一届主要领导的政绩，往往会浓缩为一个简单的符码。

　　王俊生留下甲A。阎世铎留下中超及一次世界杯出线，而谢亚龙两手空空。至于南勇，他本人就已是一个最为鲜亮的符码。当然，是负面。

　　任何对韦迪搞不搞政绩工程的讨论都毫无意义，尽管他1954年12月出生，5年后将退休。“5年”，已经成为韦迪执政规划中的重要切割点，他的目标是“国字号男足恢复到亚洲一流，女足恢复到世界一流。”

　　5年里，国字号将面临两次重大考验，2011年女足德国世界杯、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4年巴西世界杯。由最为倚重的副手于洪臣及从水上中心调来的曹景伟主抓国管部，相当于诏告天下。韦迪要向国字号要成绩。

　　从来，韦迪就是一个成绩至上论者。2000年奥运会，由他担任主任的重竞技中心丰收8金，而中国代表团的总金牌数是28枚。2001年转任水上中心主任后，又连续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取得突破。

　　在政治生涯的最后时刻。坐在足球这个火山口上。满足于做一个过渡人物。那不是韦迪的性格。更不是他的初衷。

　　他的执政思路很明确，就是要以极端的举国体制之手段。对中国足球从人事到管理进行“整理”，越快出成绩越好。在国奥打中超问题上的让步，绝不是妥协主义的信号，而是以退为进的机警。

　　不妨把韦迪治下的中国足球看成一出大戏，会波澜起伏。会惊心动魄，会很好看。至于当大幕拉下的那一刻。是喜剧。是悲剧，即使作为编剧兼导演的韦迪也无法控制。

　　像是一个特意安排的日子，4月19日，韦迪率领5名新中层亮相足管中心；而3个月前的这一天，南勇、杨一民和张健强齐齐失踪。

　　3个月里，体育总局组织部门的连环举措尚有：1月22日，宣布韦迪任足管中心主任、党委书记；2月9日，宣布于洪臣担任足管中心副主任；4月6日，足管中心6名中层被派往党校学习3个月。

　　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隐秘的主题，总局授予了韦迪对足管中心新班子的组阁权，要人给人，“退货”包分配。显然，在高层把足球搞上去的巨大压力下，体育总局对足管中心的人事安排采取了特事特办的政策。

　　深谙官场运行逻辑的韦迪，第一步是点将他在沈阳体院执教时的学生于洪臣，出任实际上的足管中心第一副主任。之前，同为田径出身的谢亚龙在执政足管中心时，曾遇到南勇和杨一民的联手阻击。师生联袂将有效避免同僚之间的无端掣肘。

　　于洪臣1981—1985年就学于沈阳体院，主攻田径，而韦迪这一时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于田径教研室。两人都是备受组织器重的人物，韦迪在研究生毕业两年后即出任体育系副主任，运动系筹备组负责人、运动系主任。而于洪臣由于在校期间的不俗表现，1985年毕业时成为直接被原国家体委选中的7人之一。

　　进入原国家体委后，于最先在群体司负责业余训练和青少年工作。2003年调入竞体司，担任二处处长。2008年奥运会开始前，国家体育总局出于备战需要，成立08办公室，于洪臣出任该办公室副主任，并被从正处级提拔为副局级。

　　由于08备战办公室属临时机构，北京奥运会结束后所有人员将再分配，于洪臣进入足管中心担任事实上的第一副主任，属于重用。

　　之前，在南勇、杨一民双双被“带走”后，足管中心尚余的两名副主任是薛立和林晓华。林晓华2009年4月由总局外联司副司长任上平调至足管中心，组织意图很明确，他将主要分管自己擅长的外事工作。张吉龙离开足管中心后，虽然继续担任亚足联副主席一职，但由于跟足管中心缺少业务上的直接关联，所以亚足联的“中国力量”严重受损。

　　而2003年由袁伟民点将出任足管中心副主任的薛立，则已辅佐过阎世铎、谢亚龙和南勇三任主任，属于“三朝元老”。林晓华属于专业外事干部，而薛立在足管中心一直很低调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了自己。

　　目前韦迪、于洪臣以及林、薛四人组成的班子，韦迪全面负责，于洪臣分管国管部、技术部、职业发展与监管部，薛立分管竞赛管理部、青少年与社会发展部，林晓华分管综合部和外事部。从分工来看，于洪臣手握国家队和职业联赛两大业务，同时身兼中超公司董事长，是韦迪最为倚重的副手。

　　7名正职中层中，出任国管部主任的原水上中心运动二部部长曹景伟，是核心人物，他同时也是未来足管中心副主任的培养对象。

　　国管部将掌管男足国家队、国奥队、国青队、国少队以及女足国家队、国青队、国少队共7支队伍。曹景伟现年42岁，拥有北京体育大学教育训练学博士头衔，2004年孟关良／杨文军获皮划艇奥运金牌时，他作为科研人员功不可没，而4年后他又作为领队带领中国赛艇队夺得女子四人双桨金牌。属于高学历又具有相当能力的人才，颇受韦迪器重。

　　韦迪在水上中心经营近10年，历经两届奥运会，共获取4枚奥运金牌，而2004年孟关良／杨文军的1枚，对他证明自己的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

　　职业发展和监管部由之前的联赛部发展而来，主管职业联赛业务，主任由刘殿秋担任。刘殿秋是这次中层大换班幸存的两个旧将之一，曾在多个部门担任过正副职务，但这次出掌的无疑是他有生以来最为重要的部门。事实上，由于另一个幸存者王彬负责的外事工作专业性很强，所以刘殿秋被认为是足球旧将中唯一“投靠”韦迪的。

　　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组织部门起用或弃用一个干部，会有相当缜密的考虑。刘殿秋被留用，至少说明他的履历上没有似是而非的“污点”。

　　竞赛管理部主任戚军1995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足球专业，并进入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来足管中心之前担任总局自行车击剑中心铁人三项部主任、协会秘书长。

　　新晋技术部主任杨新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长期在体育总局机关党委工作，曾任总局团委副书记。履新前的职务是总局机关党委综合处调研员兼副处长。由政工部门到业务部门，这对他来说在自己的仕途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两位“学院派”郭涛、孙哲东的加盟让人感到意外。综合部主任郭涛原任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青少年及社会发展部主任孙哲东则是北体大附属竞技体校副校长。

　　5名所谓空降干部，只有孙哲东的行政级别由副处升正处，其他4人原本都已是正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按照组织系统的运作惯例，“动”得越多的干部升迁的空间和机会越大，所以他们由各自单位增援足管中心，本身就蕴含着“升迁”的意味。

　　对于先期赴党校学习的“六君子”，足管中心根据组织程序给出的说法是提前解聘，但保留他们的处级干部待遇。一年后，足管中心中层将在总局的统一安排下进行竞聘，这些人作为总局系统内的干部，将有资格参加。

　　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6人都明白，他们作为足管中心处级干部的生涯已划上了休止符。6人中口碑最好的是曾担任国奥领队的原校园办主任冯剑明，他跟已经退休的郎效农是足管中心最敢说话的干部，无论谢亚龙还是南勇，都吃过苦头。而在4月19日的足管中心5名空降干部履新新闻发布会上，冯再次表现出了憨直的一面，打乱会议的既有议程，主动发言，并质问“南勇杨一民出事，为什么我们要背黑锅？”坊间普遍认为，他跟其他5人一起被派往党校学习，更主要是9月份将面临退休，而非能力和品格受到怀疑。

　　原技术部主任李东升长期主管裁判工作，近年来黑哨肆虐以及部分裁判被抓的事实说明，足管中心的裁判管理工作至少有疏漏之处。原联赛部主任马成全作为深孚众望的郎效农的接班人，被认为跟南勇关系比较近。

　　至于曾长期担任国家队领队的原青少部主任朱和元，则被视为南勇的心腹爱将，基本上，他的工作一直随着南勇的分管部门在变化。而原女子部副主任郭辉则是杨一民的得力助手。

　　原国家队领队蔚少辉系前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一手提拔，其管理能力已经由国家队的战绩做出了评价，而有关他的负面新闻，虽然半遮半掩，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总局系统内，对一个局级单位的干部采取如此规模的大换血，还是第一次。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毕竟足管中心的—二把手南勇、杨一民以及资深处级干部张健强被正式逮捕，在他们长期盘踞的地盘，进行一次“大扫除”是必要的。

　　从另外的角度考虑，韦迪敢于在人事上采取如此大的动作，一般的理解是他从上层那里得到了尚方宝剑。而他的承诺应该是，即使不能使中国足球在他退休之前有明显起色，达到“双一流”，至少也要保证干部队伍的高效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