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19日正式领命到今天(4月19日)，韦迪到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任职已整整三个月。在过去三个月里，韦迪如何认识中国足球？对如何治理好中国足球以及未来的发展有何见地？带着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记者于4月16日下午在韦迪主任办公室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专访。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职业体育究竟是什么？特征是什么？内在规律究竟又是什么？因为如果还是按照过去的管理模式来管理中国职业足球肯定是不行的，如果这些问题搞不清楚，中国足球还是搞不好。”

    体坛：中国足球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足协作为一个管理机构需要考虑的问题，同样也是俱乐部老板们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韦迪：我现在明白你提前跟我说的可能要问一些更深层次、敏感的话题究竟是什么意思了。应该说，在中国足坛俱乐部老板中，有的有社会责任感，但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老板同样存在，所以中国足球才有现在的怪相、乱相，或者说现在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体坛：国际足联、欧足联、亚足联等国际组织都由一个“社会责任委员会”这样一个部门，甚至像草根足球都成为这个委员会中工作的一部分。阿根廷足协提出“让青少年远离犯罪”，其实也是在承担社会责任；日本足协提出“让足球成为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到现在为止，中国搞足球究竟是为什么？我曾问过前几任领导，现在您当足协的领导，我想问你同样的问题，即搞足球究竟是为了什么？

    韦迪：我想，你提的这个问题不仅仅对中国足球，任何一个中国体育人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单纯为了出成绩？还是搞成一个表演市场？体育的根本目的还是增进大众的健康、丰富文化生活内容，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否则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单纯只是从职业这一个角度考虑，似乎只是把职业联赛搞得很火爆、能够正常运转、能够自负盈亏就行了。显然，这不是根本目的。所以，你提的这个社会责任问题，是任何一个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也不管任何领域，都应该自觉担负起的社会义务。否则，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短时间内可以办成一、两件事，但长久不了，而且对社会也作出不了应有的贡献。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职业体育的问题，就职业体育来管理职业体育显然又是短视的。譬如，国际组织为什么有许多专门的部门来面对不同的层面？像国际足联设有“发展部”，它的工作非常明确，就是发展草根足球。我这里补充一句，这一段时间我才明确了，“草根足球”究竟是指什么，我现在觉得第一个翻译草根这个词的人，翻译并不正确，因为国际足联非常明确，它就是指6岁到12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踢足球。我觉得在中国，“草根”这个词有些词不达意。显然，国际足联专门设立一个部门来面对世界上所有的孩子这个群体来推动足球，这个定位说明他们是全方位在设计这个事业的发展，不仅仅只考虑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通过一个项目来为整个人类社会作出不同层面的贡献。

    我想，就草根足球而言，如果单纯是从足球效应而言，它是扩大足球人口有效的手段，但它更重要的是提供给孩子们一种生活的尝试、一种生活的乐趣。而且，足球不仅让孩子学会踢球，通过参与足球活动的过程，他必然面对胜负，尤其更多的是失败，面对失败时的人格、性格、精神方面的养成。你要踢球，就必然要合作、要有团队。所以，足球对孩子是一个全方位的培养。最后走向所谓的“职业”，其实只有极少数人，更大的群体只是一种参与，通过参与的过程来体会到足球的乐趣。我原来的想法，校园足球重点就是放在培养孩子的兴趣上，让孩子们把它当做是健身、终身受益的一个运动，这才是它最根本的东西。同时，通过足球的参与，通过各类有效的组织与竞赛，来使他作为一个人、个性的养成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也许，我说的这句话未必合适，即中国足球前些年功利性太浓、过于功利化。我们现在要做的，至少在青少年足球这一块尽可能去掉功利性。这样，中国足球的发展可能才会更健康，参与的人也才可能更多。所以，我在想，为什么前些年那么多人进入足球、那么多家中送孩子来踢球，后来为什么又那么多孩子退出？我一直在思考这其中的原因。这其中，我不能不思考“功利性”的问题，“功利性”显然背离了足球运动最本质的要求，人为地给它增加了很多铜臭味，我们应该遏制这个现象，应该引导更宽的领域、更多的人去健康地发展。我想，如果能彻底抛弃功利性足球、而真正推出健康足球，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有利的。这也是你所提到的社会责任吧。所以，我们不应该在校园足球方面去关注究竟出几个尖子、苗子，这一块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孩子的一生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搞中国足球压力很大，因为中国足球的透明度、公开度是其他任何一个项目都不具备的。甚至在整个中国社会也是最高的。

　　　　体坛：到足管中心已经快三个月了，感觉压力大吗？

　　韦迪：能不大吗？中国足球怎么样才能走出困境，是我面临的最大压力。我对业务工作倒不担心，我相信把中心的人员组织好、把社会资源利用好，业务问题不难解决。但如何让广大球迷对中国足球的信心有所提升、让中国足协的公信力得到提升，这个难度才是最大的，因为中国足协的公信力已经降到了不可再低的位置了。我怎么样让国人再次相信，中国足协这批人能踏踏实实地给中国足球做事？

　　　　体坛：已经深刻感受到足球与  您以前管理的项目有不同了？

　　韦迪：(笑)太不一样了。我觉得足球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不仅是一个体育运动项目，这不仅在中国，恐怕世界上也一样。坦率地说，在我看来。中国足球的透明度、公开度其实是其他任何一个项目都不具备的，甚至在整个中国社会领域里也是最高的。之前，不是有人大代表都在说吗。如果中国社会其他领域都像中国足球这样透明、公开，可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也正是因为透明度高、公开程度高，我们更要对得起这个工作，对得起那些时刻关注着我们的人即球迷群体。我认为中国的球迷实在是太可爱了，那次东亚四强赛去首都机场接国家队，有一个球迷甚至还亲了我一口。在其他中心。奥运金牌拿了那么多。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礼遇，而我们的国家队，只是偶尔打好了一两场比赛，就能够这样。所以，如果搞不好中国足球。实在是对不起我们的球迷。

　　另外，职业足球本身就是一个表演。中国职业足球诞生在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特殊环境下，如何来推动它的发展，难度同样很大。我们要走出一条既借鉴国际上一些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我们很早就把政府推开了，中国足协定的章程让政府都必须脱离俱乐部，结果呢？现在谁也管不了俱乐部。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没有政府的支持是千不好事情的，让政府不是干预而是支持，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我现在寻求如何在职业化的进程当中更好地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我必须找到具体的体现方式。

　　国务院十大部委共同组建监管小组，也是举国体制的一种表现。但我更要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吸引社会的资源、政府的支援以推动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我觉得这是我的历史责任，我要找到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让有些人心甘情愿地接受，政府不是在干预而是支持职业俱乐部。现在，英超、意甲等，哪一国的政府不照样都在支持？意大利的俱乐部没有几个盈利的，还不是照样靠政府的支持来进行运转？

　　我来了之后一个突出感觉，就是管理混乱。杨一民、张健强‘进去’后，我想了解女足的情况，都没人说得清。这可以想象吗？

　　　　体坛：到足管中心这三个月期间，对于中国足球的现状，您怎么看？过去中国足协在哪些问题的处理上。从根本上发生了偏差？

　　韦迪：青少年足球的整个工作布局上放的位置太低了，放在了次要位置上！青少年足球这一块应主动地把它放在战略层面上来思考、安排工作，而不应该把它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有时间了就做一做，有了经费就动一动”的位置上，青少年足球的建设应该也必须是中国足协的重要工作之一。

　　我来了以后很吃惊，注册人员从60多万锐减到几千人，作为足协的人应该反思。足协内部的注册这一块问题很大，职业的没有管成职业的味道，然后又把纯业余的往职业这块靠，弄得四不像，因为中国足协内部目前只有一个注册系统。这次足协内部机构设置调整，我决定把职业球员序列的注册就归“职业足球发展与监管部”管；业余球员序列的，则新建立另外一个系统，归“竞赛管理部”，这样才有助于青少年、草根这一块的发展。

　　而且，我要强化孩子足球。比如在德国，一到周末有2000多场比赛，绝大多数都是业余的，其中包括孩子足球，但这些人在德国足协的网站上所有的球员都注册的，孩子球员也都注册，这个工作为什么我们不做呢？我们今年肯定要启动一个技术中心，要和国际足联内网能相连的，能直接从国际足联获取信息的。足协不差钱，而且正面形象越好，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越高，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第二个缺失是国家队的整体建设缺乏明晰思路，更缺乏一个组织保障。我来了后一个突出感受，就是管理混乱。我竟然看不到一个部门来负责国家队事务，这是让我不敢想象的。因为任何一个项目的组织和建设，不可能个别人就能够做成的。它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部门、专门的团队来围绕着国家队的需要、来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部门来介入，一起来支撑、一起来保护。但是，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是上面一个领导、中间一个领队、下面一个干事的。就三个人，这么一个局面。

　　更让我吃惊的是，杨一民、张健强“进去”后，我连了解女足的情况，都没有人能说得清。这可以想象吗？一个项目管理只有少数人关注它，这说明国家队是“少数人管、多数人看”，这怎么能行？更多人的精力放在了联赛，但联赛本不应该是中国足协的主要任务，中国足协对联赛就是应该监管，足协的根本任务一是抓青少年，二是抓国家队。

　　我还希望中超公司要逐渐成为一个真正依法运营的联赛管理公司，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一个商务推广公司。我曾经说过，联赛完全可以交给中超公司来管理，为什么非得中国足协来把着？

　　我不会求奥运会出线这一“政绩”。奥运会金牌，我都拿了一大把了，难道我会满足于一个奥运出线？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我更看重的是国字号队伍的建设能够有一个新的形式，今后能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

　　　　体坛：因为每一个人上任之后，都想着要政绩。这个情况不仅仅是中国足球，整个社会包括政府部门的领导都一样，上来之后就要搞政绩工程，因为只有出了成绩，才有机会进一步高升。

　　韦迪：我想，有这样观点的人是低估了我。为什么？一是从我任职的时间来看，我公开承认过，我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因为四五年之内不可能做出太大的事情，我在这四五年时间，既然历史给了我这样一个机遇，我如果说能够为中国足球、能够使职业这一块公正有序、使国字号队伍有所提高，使青少年足球能够蓬勃发展，这个大趋势能够形成，我也就完成了我的历史使命。在职业化这一块，能够让官办初步分开了，我觉得我就完成历史使命了。

　　如果说政绩这一块，我不会求奥运会出线这一“政绩”。奥运会金牌，我都拿了一大把了，难道我会满足于一个奥运出线？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我更看重的是国字号队伍的建设能够有一个新的形式，今后能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我要把这个道路给趟出来，而不是考虑到明年奥运会如何出线。坦率地说，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想过明年奥运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重点就不应该进入到那种程度、那个层面。

　　回到“国奥打中超”这个事情上，我来了之后一个突出的感觉，前面已经说了，足球内部管理混乱。第二，随着职业化推进过程当中，中国的国家队、国字号队伍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在不断下滑。这个现象应该说是太不应该了。国家其他所有项目都在进步，唯独足球在不断下滑。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去年底跌落到世界108位，这是国人无法接受的。球迷也是伤透了心。坦率地说，对中国足球，我后来也是看都不看，因为看了就来气，有时候还是忍不住扫几眼，但从来没完整看过国家队比赛。

　　来足球后我进一步了解到，管理上，国字号队伍是那种情况：日常职守中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国家队里的很多球员在俱乐部里打不上比赛。一个集体项目，球员如果不打比赛，很难有提高。而且我还注意到，国家队里的主力队员在俱乐部不仅打不上比赛，甚至连大名单都进不去。所以，我就要画个问号，国家队的水平用什么方式来提高？再加上思考职业体育特殊性的时候，我也想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要信托于俱乐部、靠老板们，让俱乐部来帮助我们提高训练水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俱乐部老板们永远是想着“这个赛季我们的成绩窨如何，”然后利用自己可能的人力资源来组织好、完成好赛季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