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30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北京联队与来华访问的苏联泽尼特队，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看到毛主席来了，两万多观众齐刷刷地站起来，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北京联队的队员们更是激动，以高昂的斗志与客队展开对攻。一名中方球员日后回忆说，比赛的下半场，当北京联队射进一球、将比分扳为2比2时，他向主席台望去，看见毛主席笑了，和观众一起鼓掌加油。比赛结束后，毛主席先与客队握手，然后大步走向北京联队，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连说“打得好！打得好！”球员们本想高呼“毛主席万岁”，但实在太激动了，结果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956年，奥运会足球亚军南斯拉夫国家队来华访问比赛。中国队实力不济，输掉了比赛。赛后，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队队员时，豪气地说：“我们今天输给你们，明天输给你们，但13年之后要赢你们！”

　　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激励下，中国的足球事业迅速发展。1958年和1959年，中国国家队逼平了来访的奥运会冠军苏联国家队，后来以1比0战胜了瑞典联赛冠军尤哥登队，甚至还以1比0赢了“老师”匈牙利队。这些战绩，震动了欧洲。

　　贺龙：“踢足球，也是革命”

　　1954年，贺龙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此后，他曾说：“三大球(指足球、篮球、排球)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南地区主持工作的贺龙和邓小平，组建了西南区和西南军区两支足球队。1952年，第一支国家足球队成立不久，他们便把国家队请来，与西南军区队踢了两场比赛。西南军区队的实力不及国家队，踢得很被动，多次靠守门员曾雪麟救险。赛后，贺龙称赞曾雪麟是“橡皮大门”，跳得高、弹得远。后来，曾雪麟一度不想踢足球，贺龙便做他的工作：“搞体育，踢足球，也是革命。”不久，在贺龙的推荐下，曾雪麟进入了八一队和国家队。

　　贺龙就任国家体委主任后，办了一件大事，就是选派足球运动员赴匈牙利“留学”，向曾获奥运会冠军的匈牙利队学习。此外，他还提出“请外教”，指示国家体委聘请匈牙利、苏联的知名足球教练来华执教。正是这些举措，使中国的足球运动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末得到迅速提高。

　　但从1960年起，中国足球的水平有所下滑。在1962年的比赛中，中国的球队竟然踢不赢缅甸、巴基斯坦等国的球队。贺龙火了。在1963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上，他用烟斗敲着桌子说：“这次新兴会，足球要是拿不到前3名，回来就解散，重新搞！”但结果，中国队负于乌拉圭队，被挡在4强之外。

　　运动会结束后，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个庆祝会。其间，足球、篮球、排球队各派一名代表，给中央领导敬酒。国家队队长陈家亮端着酒杯，哽咽着说：“我们足球队没有完成任务，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心里很难受。可是，我们决不气馁……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贺龙听后，拍拍陈家亮的肩膀说：“你们心里难过，我心里更难过，你是在替我向人民作检讨啊！”后来，贺龙并没有解散国家队，而是派有关负责人到国家队去蹲点，还把队员们送到“硬骨头六连”去“当兵”，磨练他们“为祖国荣誉而战”的精神。

　　邓小平：“假球要不得”

　　邓小平也是一位“超级球迷”。他的子女曾透露，父亲生平有三大爱好，一是足球，二是言菊朋的京戏，三是桥牌。

　　上世纪20年代初，年轻的邓小平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他为了到现场看一场足球赛，甚至拿着衣服到当铺换买票钱。几十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次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队。

　　邓小平特别痛恨打假球、打默契球的现象。1958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国家足球队的一队和二队举行了一场名为“劳动者杯”的比赛。两队都不想输球，于是私下商定以平局结束比赛。比赛当天，球场内人山人海，邓小平也专门赶去看球。但是，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没看完就走了。比赛最终踢成了2比2。过了一段时间，邓小平把相关负责人叫去，批评了一通：“你们怎么讲好了结果再打？这种假球以后绝对要不得！”

　　鲜为人知的是，第一支国外职业足球队来华访问比赛，就是由邓小平亲自拍板的。1964年5月，巴西马杜雷拉队飞赴中国，在北京与中国队进行了一场比赛。此前，由于中巴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加之马杜雷拉队提出了中方从未听说过的“出场费”，使得此次比赛差点“流产”。后来人们才知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亲自批准，才使比赛如期举行，并就此开创了中国邀请高水平职业足球队来华比赛的先例。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三上三下”的传奇经历，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而新中国成立后，他两次复出的信号，都是在足球场上发出的。

　　1973年初，经周恩来的努力，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回到北京。一天，他突然出现在先农坛体育场的主席台上。现场的很多人都意识到，他就要复出了。

　　1977年，邓小平第二次结束被下放的生活。当年7月30日，他意外地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当时，中国青年足球队和香港队在进行一场比赛。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回忆，邓小平这次在公众面前出现，是一次纯粹的球迷行为。“那天父亲带着我们去看球，本来是想悄悄坐在主席台末排的。”不料，旁边看台上的观众发现了他，并飞快地将这个消息传播开来。不一会儿，一万多名观众站了起来，开始热烈鼓掌，持续了两分多钟。邓小平只好走到主席台的前排，向观众们鼓掌致意。

　　亿万中国球迷能够看上完整的足球直播，也得感谢邓小平。1981年，西班牙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期间，中国国家队在工人体育场迎战一支西亚球队，邓小平在办公室里收听广播，了解比赛进展。中国队刚刚攻入第一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突然中断了解说，开始插播时事新闻。邓小平对此颇为生气，立刻让秘书给宣传部门打电话，要求在以后的比赛直播中，不得插播新闻。1992年1月的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直播中国国奥足球队对阵科威特国奥队的比赛。晚上8点，两队激战正酣时，中央电视台雷打不动的滚动新闻开始了。不少球迷纷纷打来电话，请求不要打断实况转播。对此，中央电视台自己也做不了主。不过，几天后，观众们惊喜地发现，他们可以完整地看比赛了。原来，这次又是邓小平委托办公室的同志给中央电视台打电话，指示今后不要中断足球直播。

　　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成绩辉煌，但足球却迟迟冲不出亚洲。邓小平曾感慨地说：“看我国足球队，就是有股闷气。”为此，他告诫主管体育的负责同志：“我们中国足球要搞上去，要从娃娃、从少年抓起”，“要创办足球特区”。

　　江泽民：“要赛出一种样子来”

　　1992年1月30日，中国国奥足球队对阵韩国国奥队。比赛开始后仅仅9分钟，中国队就连输3球，最终以1比3不敌对手，失去进军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资格。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回忆说：“中国国奥足球队在吉隆坡与韩国比赛失利，10分钟后，江泽民打来电话，说他看了比赛转播，很赞成韩国队教练讲的，一是心理因素很重要，再一个恐怕是一个队成熟起来要10年时间。江泽民要我们‘胜不骄，败不馁’，要总结经验。”此后不久，伍绍祖根据江泽民的指示，召集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工作会议，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足球界的“遵义会议”。

　　此后，又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男子足球队终于闯入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决赛圈。然而，决赛阶段的三场小组赛，中国队全部败北，没有完成“进一球、得一分、胜一场”的目标。据原国家体委主任袁伟民回忆，在中国队回国不久后的一个重要会议上，江泽民针对足球作了3点指示：一是足球影响很大；二是不能只提“胜不骄、败不馁”，“不管拿什么成绩，要赛出一种样子来”；三是各方面要支持体育事业。

　　袁伟民还回忆说，一次，江泽民给他打了个电话：“伟民啊，听说‘球王’贝利来中国了，你能不能找个足球请他签个名，我小孙子喜欢，拜托你了哦！”这时，袁伟民还不知“球王”贝利来中国的事，打听后才知道，他是应上海一家公司的邀请，来参加一个商业活动的。袁伟民很快办成了此事，派人将贝利签名的足球送了过去。江泽民收到后，亲自打电话向袁伟民表示感谢。

　　胡锦涛：“发扬‘志行风格’”

　　2008年8月20日，即将参加北京残奥会的300多名中国运动员，在北京市顺义区的中国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管理中心积极备战。当天，胡锦涛总书记来到这里看望大家。中国脑瘫足球国家队的队员，在训练间歇，将一个有集体签名的足球送给了胡锦涛。队长吴刚问总书记：“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签个名？”

　　“好！”胡锦涛说着，拿起笔，在一个足球上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强不息奋勇争先”8个字。“我送给你们8个字，希望你们在残奥会赛场上，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始终做到自强不息、奋勇争先！”

　　2009年10月16日，在第11届全国运动会即将开幕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在济南接见新中国60年来涌现出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和全国体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中国足球队的原中场核心容志行也在其中。胡锦涛握着他的手说：“中国足球还要继续发扬‘志行风格’。”

　　1948年出生的容志行，1972年入选国家队，是那个时期球队的中场灵魂。1982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上，有一场比赛是中国队对科威特队，容志行拖着刚缝了十几针、被纱布裹得密密麻麻的小腿上阵，首开纪录，一脚破门。最后中国队3比0大败科威特队。他下场时，全体观众起立鼓掌。容志行这种任劳任怨，刻苦训练，技术出众，而且从不做粗野动作，不报复对方球员，不与裁判争执的精神，被誉为“志行风格”。如今，我们听到胡锦涛总书记重提“志行风格”，想到了中国足球目前的一个重要症结——精神面貌问题。如果在精神面貌的整治上取得成效，中国足球运动的进步指日可待！

　　中国足坛何以有南勇

　　《环球人物》杂志观察家  汪大昭

　　随着南勇、杨一民、张健强被警方刑事拘留，公安机关打击商业贿赂、非法操纵比赛和赌球的专项行动，有了新的进展，涉案的中国足协官员已经有两名副主席、一名部门主任和一名工作人员。由于警方尚未公布南、杨、张三人的主要案情，媒体对三人犯罪事实的报道，基本都属于推断。

　　在目前的涉案人员当中，南勇是职务级别最高者，因而很容易被当作中国足球水平低下和假、赌、黑频生的第一责任人。南勇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怎样的一个官？其实，越是身居要职者，其违规违纪违法之事越会在地下秘密进行，做得十分小心，绝非众目睽睽轻易就能看到的。而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往往会以尽量正面的形象出现，注意规避一切可能的险情。这是社会转型期绝大部分贪官和腐败分子普遍的做法和处事原则。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十几年当中，一度被认为步子迈得太大。早年，王俊生主持足协工作期间，正值改革起步阶段，有求于市场，对老板们迁就过多，乃至后来在球员限薪等问题上出现失控。接下来的阎世铎长于行政斡旋，对俱乐部的掌控更加不灵。再往后的谢亚龙，赶上备战北京奥运会的特殊历史时期，尽管他口口声声要治理联赛环境，但在国字号队伍一败再败的压力下，已经做不成什么事情。南勇正是在多重矛盾相互交织的时刻走上一线的。足球圈里十几年的阅历，使他深知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位置意味着什么，他也流露过对担任这一职务的犹豫。不过，此前，南勇有过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和中超公司董事长等多种角色，足球界很少有这样兼具党务、政务、财务实践经验的高层干部。因此他出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时，曾广受好评。

　　平日，南勇对足协工作人员的要求相当严格，甚至衣着不整、出言不雅者都会被他斥责。足协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南勇做事独断。加之足协高层与中层干部之间在业务思路上出入较大，决策的集权使得很多人不知道“南主席”、“杨主席”在想什么、做什么。

　　在足球圈里，有些人身处足球管理层核心，大权在握，足球改革以后经手数以千百万计的资金往来，既有权钱交易的机会，又有以权谋私的便利，没有负起推动足球运动和开拓足球市场的双重责任，却在两条线上都跌了跤。还有人“高级犯罪”和“低级犯罪”兼行，既有貌似“糊里糊涂”的错误，又有实为“精明算度”的罪行，一手托着球迷对中国足球提高水平的期待，另一只手握着职业足球起步时期好不容易得到的资金，直接或间接地发起了足球财。

　　中国人在诸多体育项目当中，偏好球类，体育迷往往特指球迷。其中，足球运动影响之大，更非其他项目能比。国家体育总局的一处展厅当中，陈列着象征新中国体育60年成就的大量奖杯，只有一座是足球队得来的。由于足球项目在国际上开展得十分普遍，竞争非常激烈，中国足球胜少负多也属正常。正因如此，几代国家领导人说到足球，总是鼓励再鼓励。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进步，都为足球运动发展提供了从来没有过的宽阔平台，每年的足球经费从只有国家投入的几百万元，发展到社会各界投入几亿元。与此同时，老百姓对文化体育和精神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更希望通过参与足球运动、欣赏精彩球赛得到精神满足，“把足球搞好”因此成了举国上下一致的呼声。如此大业，岂容蛀虫横行！

　　足球混乱至此，足球界不良风气至此，若说完全是由南勇或哪个官员个人所致，那是高估了他们的能量。问题的根源在于规章不健全、管理漏洞多，主管部门没能对种种尚在萌芽状态的违规违纪现象加以严查严管，明哲保身，息事宁人，寄希望于足协自身能够律己。近来，随着打击足坛非法操纵比赛和赌球的专项行动不断取得进展，人们的关注点开始从“人物”移向“制度”。现行制度需要改革，健全制度能使“南勇”们难于下手。但制度建设又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在寄望于制度完善的同时，莫如将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并举之策，使足坛乃至整个社会少一些“南勇”。

　　未获《环球人物》杂志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环球人物》杂志图片及文字内容，违者《环球人物》杂志将追究其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