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勇与杨一民殊途同归

　　作者：杨晓莹

　　中国足球史上最大的司法行动和最大的人事地震，并不能自动成为足球复兴的预兆。南勇和杨一民，从政路径与行事风格大相径庭却殊途同归，深刻地说明北京东玖大厦的问题，远不是换个主人那么干脆。

　　两人的轨迹也只是对后来者起到一点可怜的警示作用。

　　在球迷的眼里，足协是中国足球的垂死灵魂，但他更是一座权力和财富的庞大迷宫，仅仅是国字号和联赛这两个部门，涉及的资金，动辄上千万甚至过亿。

　　在公安司法部门给出明确的结论前，唯一肯定的是南勇和杨一民接受调查，跟“钱”有关。

　　少年得志的南勇，做事有着浓厚的江湖气，常常挑战规则，让人颤栗，他走过的路上，会留下强势的历史印痕。而杨一民的身上，更多的是读书人的清高和温和，即使在“阎世铎时代”权力争夺的缝隙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点并一举上位，但其做事一样充满着“秀才遇见兵”的无奈甚至退缩。两个性格反差极大的厅局级干部，其共同点是，曾在不同时期各自分管过足协的核心领域：国字号和联赛。

　　足球圈有很多传说，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推“南头”，也就是南勇。最初说他是某某邻国军事将领之后，战争时期遗留在中国。足球这个江湖，奉行“背景”崇拜，在互不了解的时候，只有这玩意能镇得住对方。后来有心人细一推敲，发现了其中的荒唐，南勇1962年6月出生，彼时抗日战争甚至太平洋战争早已结束近20年，抗美援朝战争也于9年前结束，跨国高层背景显系穿凿附会。

　　后来又盛传他是总局某高层的心腹爱将，因此得以破格提拔。这倒是有些眉目，南勇1997年出任足管中心副主任(足协副主席)时，仅35岁，是总局系统最年轻的副厅局级干部之一，按照社会上对组织系统办事逻辑的理解，南勇或者政绩出众，或者有强大的背景支持。他前一个工作单位是总局人事司，一个负责考察提拔干部的部门，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很难有大红大紫的表现，所以他的提拔自然被归为“神秘背景”一列。

　　其实，从阎世铎以及谢亚龙对南勇的态度来看，他的所谓“背景”也系子虚乌有。通常，对上头有人的副手，一把手会相当的忌惮，而阎、谢几乎可以任意削夺南勇的权力。阎出自总局办公厅，而谢更曾是总局最高领导的大秘，都是对体育系统人脉深有研究之人。南勇的长处，不过是擅长同社会各层面斡旋，习惯在体制内外寻求资源，这可能是他年纪轻轻即被提拔的重要原因，而他也因此广受拥戴，其江湖声望和权力，远非“政客”阎世铎和“书生”谢亚龙可比。

　　足球圈人无论是球员、教练还是俱乐部老板，说到对南勇的印象，就一个字：怕。他无疑是足协近十年来，江湖影响最大的领导。在国字号，“南头”就是镇山之宝，而在各俱乐部那里，南头“点头”事情就等于成了。

　　南勇在足协前后共经营12年，于2009年1月由副转正，身兼足管中心主任和党委书记。期间他有两大耀眼的政绩，一是作为2001年十强赛的前敌总指挥，率中国队打入2002世界杯决赛圈；二是2006年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中超找到了爱福克斯作为总赞助商，避免了裸奔的尴尬。不过，这两件事也都给他带来了麻烦。

　　米家军在十强赛出线后，舆论将功劳归结为米卢的神奇和张吉龙的“上帝之手”。南勇是跟张吉龙同时被提拔的足协副主席，多少会有亮瑜情结，那个时候他对于舆论颇为不忿。也许是默许丽更可能是授意，当时的一家非常重要的媒体上，一个几乎完全以会议记录为素材的特别报道疯狂出笼。报道以详实的材料，“论证”南勇才是出线的第一功臣，正是他一次次将米卢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正途。

　　那个神秘的系列报道自然会让人怀疑，信息源就是南勇本入，因为低级别的官员即使接触到了机密，也一定不敢随意透露给记者。考虑到当时米卢完全被《体坛周报》“垄断”的行业竞争态势，甚至还有人怀疑，南勇在这件事情上是有意在“帮忙”《体坛周报》的对手。

　　同僚往往是从一件事来观察一个领导干部的，自那以后，足协很多人对南勇的评价是“仗义，但缺乏原则”。

　　仗义，是一种江湖评价，可以为自已带来更高的江湖声望，而缺乏原则，则是从政之大忌。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一旦习惯“法外行事”，迟早会引火烧身。

　　2002世界杯后，足协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为国家队再度遴选新帅，并由南勇出任选帅小组组长。选帅小组在国内做了多次研讨，根据性价比和契合度等圈定卜个选择范围。不过，南勇一到欧洲，只是在既定候选人处虚晃一枪，就直扑根本不在候选名单上的荷兰人阿里·汉。阿里·汉赋闲已久，只在一家德国俱乐部挂了个技术总监的虚名，却被南勇一眼相中。这次选帅，让公众对南勇的眼力产生了深度怀疑，并对阿里·汉经纪人白川与这位足协实权派的关系产生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而那个几近虚幻的爱福克斯，据称也是自川与南勇的联手之作。2006年爱福克斯以6000万元人民币赞助中超，绝大部分款项至今讨要无门。当年很多人都曾提醒足协，作为一家网络电话公司，爱福克斯根本不具备更无可能拿出这么多费用的实力，但南勇一意孤行与之签约。这是南勇任内的最大标志性硬伤。

　　当然，如果只是见识与经验缺乏造成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在现行体制内也未必会受到严重的惩戒。问题是，南勇有那么低能么？

　　至于南勇扶正后的一年，则近乎不作为。受到国际足联奖赏的“校园足球”，显系对竞技足球毫无意义的面子工程。本来“打假扫黑”算是一项重要功绩，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局势，说明他并不是这项运动的主导者，而是被打击的重要对象。

　　跟南勇一道前往专案组接受调查的杨一民，行事完全是另一个调调。如果说，南勇是以江湖手腕在足协培植自己的嫡系，杨一民则是以学术大宗师的身份，不声不响地在足协各重要部门安排自己的门生。足协的“北体大帮”，除了跟杨一民几乎同时进入足协的张健强外，都团结在杨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团队。

　　文质彬彬的学院派副主席杨一民，跟江湖气十足的副主席南勇一同“失踪”，是一个有趣的譬喻。无论身着什么衣服，出入泥潭总免不了两腿泥。

　　杨一民1956年出生于安徽，在低等级的球队中担任过守门员。随后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在北体大本科毕业后接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很快担任足球教研室副主席，随后以技术专家的身份进入中国足协。当时的中国足协中高层领导，大都是运动员出身的大老粗，因此杨一民格外被器重。他做官不忘学术，善于把中国足球的实际和学院派的空洞理论紧密结合，频频著书立说。取得了官场和学术上的双丰收，在2002年被提拔为足协副主席的丽时，他也兼任母校的博士生导师。

　　不过详细读过他著作的圈内人反映，作为博导，杨一民的大部分科研著作并非原创，而是译作。这在其他学科或被视为耻辱，但以中国足球水平之低劣，能够将英文原著“信达雅”地译成中文，已属人才难得。

　　对于杨一民2002年底的关键性提拔，官场上的普遍解读是，阎世铎居间起了重要作用。阎世铎于2000年4月接替王俊生出任足管中心主任，不久王俊生彻底离开后，又兼任党委书记一职。2002世界杯后，南勇和张吉龙的风头过甚，又分掌国字号和联赛两个最重要的领域，让阎世铎有被架空之虞。

　　杨一民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脱颖而出的。当然，杨一民本身，也符合专业化、知识化的提拔条件。

　　他被列为副主席后，立刻成为阎世铎最信任的左臂右膀，一度国字号和联赛一肩双挑，成为权倾朝野的足协二号人物。不过，杨一民毕竟是纸上  谈兵的学院派，无论是国字号还是联赛，问题之复杂远非书本知识那样有现成答案。在他分管任内，国字号大溃退更兼联赛几近崩盘，他都无计可施，直接导致阎世铎被调离。

　　遵循“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场逻辑，谢亚龙子2005年出任足管中心主任后，杨一民基本被挂了起来。当然，以当时的中国足球之动荡，谢亚龙也必须倚重南勇这样的江湖强人弹压，方能稳住局面。至2006年底，南勇手握联赛和男足国家队大权，杨一民只能偏安女足。杨一民—直以来的最大抱怨，是分管工作太多，左支右绌，所以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业务优势。但他手中仅有女足却一样节节败退的事实说明，领导能力跟学术水平之间，至少不是正比例关系。在干部选拔层面，有关方面以学术人才为钥匙，开启中国足球沉重大门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不过这对于杨一民来说，远算不上人生的挫败，从来学院派从政的妙处即在于，一旦仕途不顺，继续做学问也是一条金光大道，在中国，一个博导的头衔已经意味着令人艳羡的地位与财富。当然刻薄鬼们也说，中国足球生产博导跟巴西拥有乒乓博导一样，深具黑色幽默的味道。更有人说，中国足球出博导，也是对中国学术体制的讽刺。但无论怎么说，这次的事件意味着，他很难再有机会将中国足球的现实上升为重大的理论课题了。

　　南勇，现年48岁；杨一民55岁。他们的政治生命，会就此完结吗？南勇、杨一民在任的十多年里，中国足球总是以大爆炸的样式突然陷入灾难，随即便转化为一阵风刮过后的感伤记忆。如果不能在制度设计上，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南杨的出事，也很快便成为一阵风。换一个韦迪从水上而来，远不能真正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