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周报特约评论员刘建宏述评：南勇、杨一民被刑拘之后，《体坛周报》评论版刊发了几位大家的言论，仔细看，我们发现无论是老资历的足球评论人毕熙东，还是著名学者金汕以及作家肖复兴，都不约而同的把焦点对准了中国足球的体制。中国足球需要彻底的一次改变，这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一个判断，尤其是到了危局时刻，体制变革的呼声就会一浪高过一浪。但同时这也是一个被重复了若干年而没有什么突破的老生常谈。

　　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体制变革，谈何容易！但，理论家又直言非如此，中国足球不会有希望。这几乎把贫穷丑陋的中国足球逼到死胡同。

　　崔大林和韦迪又如何才能带领中国足球成功突围呢？

　　我以为，体制内求生存，体制外求发展，应该是一个基本“国策”。同时，这也是立足中国体育现状的一个理智的出发点。

　　何谓体制内求生存？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得到了相当的肯定。依靠它的支撑，中国体育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势头强劲。在这样的背景下，让足球单独脱离，近乎天方夜谭。中国足协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牌子肯定还得挂在一起。

　　寄希望中国足球的复兴从体制入手，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

　　不过，体制是固化的，人却是灵活的，特别是人的头脑、意识，更难以被束缚。这就连带出“体制外求发展”的命题。

　　中国足协按照国家编制，只有50多人。你即便把每个人都武装到牙齿，把他们都变成超人，所能做的工作也极其有限，更何况，这个机构常年以来，僵化保守，效率低下，风气不正，本来就不让人寄予希望。

　　说白了，能够在体制内，卑微地存活，就已经不错了。

　　变革的希望，还来自体制外。

　　我们都明白，只有发动起全社会的力量，才能振兴一个国家的足球。

　　看看我们的联赛，如果没有当年打开大门，引入社会资本，就不可能建立职业联赛。至于联赛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管理和监督的总体失败，并不能就此否认了社会资本进入对足球的推动。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足球在职业联赛的管理上，彻底放权给中超公司，让俱乐部享有更大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就能比现在更大程度的调动起他们的力量。而利用体制外的公司概念，联赛的管理和建设，还可以引入专业的管理团队，专业的招商、赛事维护、法律、金融以及公关人才。让这些人进入到足球领域，毫无疑问的能迅速提高中国足球的综合实力，并最终产生强大的推动力。

　　同理，在国家队建设上，在青少年足球以及全社会的足球普及上，足协都可以照方抓药，让全社会都参与到中国足球中来。如此，足协得到了最大的解脱，而中国足球则得到了最大的发展空间。

　　想当年，王健林在足协的一个会议上，拍着桌子对当时的足协领导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在管理和运作上，比你们都更强。你让我们来管，肯定比你们做得更好。可惜，当时的领导缺乏的就是这种利用体制外能量的胆识和智慧。

　　而今天，历史已经逼迫中国足球必须进行这样的抉择。

　　今天，当韦迪空降而来，担负着振兴重担，要重新开始的时候，选择这样一条理性而又符合实际的道路，才是走出第一步之前的最关键变化。

　　至于体制，当我们把足球的事情交给全社会的时候，它也会被裹胁着一步步的发生变化。

　　编者：从本期开始，央视评论员刘建宏将在本报“三枪反腐”，系列新三篇将直指体制、重建、韦迪和未来的足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