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撰稿 特约记者 方正宇

　　“中国足坛出现了丑闻，为什么一定由国际足联来进行处罚？”相信这是很多人在听到上述新闻后的第一反应。不过从国际足联的角度来说，之所以会对某个国家的足协作出禁赛处罚，通常与该国足协领导人是否存在着丑闻无关，而是一种基于反对政府干预足协事务所作出的决定。

　　根据国际足联的要求，各国足协应该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间组织，其运作应该按照自身制定的章程和国际足联的章程来进行。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很多国家的足协实际上都由政府来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管理，这样一来就与国际足联的规定产生了矛盾。因此一旦出现政府对本国足协提出强制要求的情况，国际足联经常会进行介入，以全球禁赛这种处罚手段作为筹码，要求对方政府恢复足协的独立性。

　　再回到中国足坛这里，细心人不难发现，体育总局近期虽然宣布罢免了南勇、杨一民的职务，但其职务内容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副主任”。至于前来接班的韦迪，其头衔也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那么在这些任免决定中，怎么没有“中国足协”这个关键词呢？

　　正如之前所述，国际足联要求各国足协独立于政府之外。但是在中国足坛，管理工作显然不可能脱离体育总局的管辖范围。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足坛就搞出了两块牌子，一块是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其领导由政府进行任命，从而确保体育总局对其的管理；另一块是“足协”，在理论上只是一个行业自治组织，用来应付国际足联的要求。这两个机构的管理人员其实都是一套人马，比如南勇既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又是足协实际主持工作的专职副主席，从而形成了“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问题。

　　在一切风平浪静的情况下，这种模式似乎在中国足坛运行得十分顺畅，也没有引起国际足联或者亚足联的反对。但如今随着反赌风暴的来临，马上就暴露出运作模式方面的弊端。对于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个受政府领导的机构，体育总局自然可以直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更换领导人。可是到了中国足协那里，由于其在理论上属于政府之外的民间组织，因此无法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更换领导人，如果要想撤销南勇等人的职务、改而任命新的领导人选，那么就需要召开足球代表大会。可是在中国足坛目前的特殊背景下，谁也不敢保证代表大会到底能在何时召开。如果足协长期处于没有实际领导人的状况，那么就有可能受到来自国际足联的禁赛处罚。

　　当然，考虑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远远高于伊朗、伊拉克等国，而且具有非常庞大的商业市场，估计国际足联也不会轻易做出全球禁赛的决定。但无论如何，原先那种管理模式所存在的隐患目前已经有所暴露，或许值得有关方面对此进行深思。

　　2006年6月，由于伊朗队在德国世界杯上表现不佳，该国政府解除了多名足协高层官员的职务，其中包括足协主席达德坎。此举随即引起了来自国际足联的反对，他们表示不认同这种由政府干预足协管理的做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国际足联多次要求伊朗政府恢复达德坎足协主席的职务，但始终没有获得积极回应。

　　于是在2006年11月，国际足联宣布禁止伊朗足协参加一切与足球相关的国际事务。面对遭遇全球禁赛的处罚，伊朗足协一度表现出强硬态度，甚至扬言要把国际足联告上法庭。但之后在多方斡旋之下，伊朗足协还是作出了让步，按照国际足联的要求成立了临时委员会来完成足协机构改革。

　　接下来在2008年6月，类似情况又出现在伊朗的近邻伊拉克那里。这次的起因是伊拉克奥委会与该国足协之间存在着激烈矛盾，结果在前者的支持之下，当地军队占领了足协所在大楼，导致足协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国际足联对此马上作出了反应，他们以上述举动违反国际足联和伊拉克足协的章程为由，宣布禁止伊拉克国家队和所有俱乐部参加任何在国外举行的赛事。不过在伊拉克方面对此作出了解释之后，国际足联在仅仅3天之后就宣布解除上述禁赛令。

　　在所有曾经面临禁赛威胁的国家中，科威特算得上是“屡教不改”的一个。早在2007年10月，国际足联就曾宣布将对科威特足协实行禁赛，原因是该国政府干扰了足协工作的正常运作。接下来在2008年10月，由于科威特足协未能如期完成改选，他们再次收到了来自国际足联的警告，后者再次宣布了全面禁赛的决定。不过在以上这些禁赛处罚出台不久之后，国际足联都曾宣布有条件地进行解禁，希望科威特足协能够尽快改正错误。但这些怀柔政策显然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成效，结果在去年12月，国际足联再次向科威特足协发出警告，表示如果对方无法在今年1月31日之前完成所有整改，那么科威特的球队将被禁止参加任何足球国际赛事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