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赌打假必须从源头根除”。信口官腔，而偏能一语道破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贪官倒台版本。40天前央视《新闻调查》中，南勇对假赌黑“寝其皮食其肉”的喊打言犹在耳，40天后，他和自己的左膀右臂齐齐进入“异度空间”。公安部门这招“穿喉断魂枪”，直接挑开了中国足球最大的一包脓疮，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足球秩序、足球人格的彻底破产并陷入伦理危机。

　　那一刻，鬼使神差地向窗外望去，一只断翅乌鸦趴在枯败的枝头，谜样地静默，不知是死是活。参不透这意味着什么，只是严峻地领悟到，2002甚至更早以来的中国足球，呈现在新闻纸上被当作历史供奉的记忆，大都是新闻从业人员的误判或合谋。那些光天化日下的巧妙比分、威严政策、庄重会议、高调讲话和道貌岸然的合同，无不贯穿着业内人士的私利在夜幕下的悍然送往。制度缺失的客观条件，再加上充当社会了望哨的媒体，动辄被封杀或变相封杀，当记者屈尊为当事人的“关系户”，而不是正义的捍卫者和真相的调查者，这个领域最黑的部分就成为最活跃的部分，并由足协最高领导予以导航。中国足球队每一次莫名其妙的死相，终于有了最圆满的尸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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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为盖自家小院，不惜从万里长城拆砖，而长城倾覆的买单成本，却由大众以纳税的形式支付。在强大的法律机器下，罚没一个违章建筑易如反掌，而长城的重建正像南勇所说：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不愧正厅级领导干部，深得“正确的废话”之妙。他们更都是好演员，在球场内外收集了如此之多的面具，是选帅的伯乐，是足球发展的理论家和实干派，是国内学术权威，是引资高手，是德才兼备的管理干部，当然最新的一面，是“失踪者”。他们的多面性，导致精神分裂成为当代球迷的共同特征，一方面渴望得到足球的温暖，哪怕仅仅是一场像模像样的胜利，一方面又敏感挑剔，悲观厌“足”；一方面彻底怀疑比赛的真实性，一方面依旧孜孜纠缠足球技术智识上的高下。

　　纳税人无休止地“被买单”，足协领导却只需对大而空的长远规划和口号负责，造成了责权利链条的制度性断裂。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和“左手行政右手经营”的现状，更模糊了管理与牟利间的界限。在这样的背景下，贪腐不是可以轻松割去的良性肿瘤，而是周期性发作的病变。如果只是认定，是南勇们做错了，既有的“合理”制度和管理理念依然统治中国足球，那么抓几个人或者抓一群人，充其量只是以法律手段起到道德警醒的作用，对促进中国足球走出泥潭，帮不了什么大忙。

　　每遭到一次重创，自然就会想起恩格斯的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以前尚未得到补偿，只能认为，中国足球遇到的灾难还够不上“巨大”。现在不仅各级国字号一败涂地，连掌门人都不见人影，可谓败无可败，糟无更糟。可惜，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的现状，未必可以被决策者认定为“巨大的灾难”，因为不同的眼睛看到的现实不同。

　　从我的眼睛看出去，这次上至南勇的司法行动，既是传统管理模式问题的大暴露，更是为2004年夭折了的“资本革命”的新一轮招魂。借用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约略可以认为，中国足球的管理结构远远滞后于经济结构，是诸多问题之病灶。让足球经济活动的主体——投资人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比如利益集团化甚或尾大不掉，但作为足球管理的一种普世模式，它在降低当权者的专断性和走错路的风险，尤其是在防贪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人可能对徐明、朱骏这样的投资人同样无信心，我觉得那是低估了这个利益群体对程序正义、对制度性的渴求。况且，好的制度，是使不靠谱变得靠谱的是最佳路径。

　　清理道路上的垃圾，并不会自动产生强大的前进能量，而只是为了走路顺当而已。一切需从制度设计做起，无论是重建足球秩序，还是重建足球人格以及足球伦理。(张路平 《全体育》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