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俊哲摔袖标引发诸多猜测

　　“亲密伙伴”

　　李延涛一直不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大款，他在2004年年底时都还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车，那时候他常常开着刘建生那辆淘汰掉的白色普桑在沈阳城里转来转去。因此，当110万元的“巨款”真实地出现在自己的账户上时，李延涛的心理发生了强烈的震颤，他产生了私吞这笔钱跑路的念头。

　　但是他的动机很快被那位大庄家察觉，李延涛还未办完大众河滨酒店公寓的退房手续，就被大庄家派来的人堵回了自己的房间。面对着“被废”的危险，李延涛依然没有完全放手，他退一步提出，只返还大庄家90万元，自己抽取20万元的好处费。大庄家虽然没有同意李延涛这个“无理的附加要求”，但最后还是支付给李延涛两倍的提成佣金，总数也在10万元左右。李延涛牛刀小试的第一战就小获成功，看着大庄家在几个小时内就进账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李延涛更加坚定了“自己单干”的决心。

　　那场成功的操纵之后，李延涛再很少南下，北方的几支球队以及笼罩在北方的赌球网络，成了李延涛的重点工作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许多北方球员成了李延涛的“亲密伙伴”，李延涛常常会替他们“出票”。在2005年的联赛尾声期里，北方某队几名队员也打折了一场由庄家定好比分的比赛，李延涛替那几名队员向庄家垫还了100万元左右的损失，至今那几名球员还背着这笔欠给李延涛的重债。

　　狱中张海想戴罪立功

　　刘建生和李延涛在同一个酒店同时被抓，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和广泛联想。李延涛涉枪又涉赌，刘建生只是吸毒被抓，但后来，随着上海举报人H的出现，他把李延涛和赌球联系起来，也验证了李延涛被抓时随身携带那个笔记本上的全部秘密。

　　至于刘建生，上海举报人H并没有提到他，可这不意味着刘建生是干净的。为了理清脉络，我们不妨先告别2006年那段往事，回到2009年11月27日……

　　这一天，关于反赌打黑有很多事。比如：南勇在足协的大会上，进一步强调坚决支持抓赌；国务院调研组抵达武汉，多方会诊足球……这一天，原辽足俱乐部老总张曙光借助《辽沈晚报》说的一席话更引人关注。

　　此前，有南方媒体披露，正在狱中服刑的原深圳足球俱乐部老板张海，为戴罪立功，要揭发足坛假赌黑。其中两点引人关注，一是张海称：深圳队夺得2004年中超冠军时的假球，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是假球；二是，张海提到2004年9月29日，辽宁队与深圳队那场比赛也是假的！

　　张曙光是闻听张海的说法后站出来“辟谣”的。面对记者张松的采访，他的陈述如下：

　　目前，司法已经介入足坛扫黑，这绝对是一件大好事，肯定会起到严厉打击和彻底治理的作用；其次，关于张海本人在服刑期间说了什么，那只能求证他本人了，我没法作出任何评价；最后，当年的深圳队与重庆队的比赛是否存在问题，作为旁人，我不清楚。但当年深圳队与辽足的两场球，负责任地讲，我从来没要求辽足故意输过！尤其是辽足主场与深圳队的比赛，我记得赛前省体育局专门找到俱乐部，‘这场球绝对不能输，底线保平争胜，一旦出问题，体育局将接管球队！’我们把省体育局的指令如实地反馈给了球队，但比赛的最终结果，辽足还是输了，当时，体育局有人进驻了球队，加大力度管理。

　　2004年9月29日发生了什么？

　　这天晚上，在抚顺雷锋体育场内，辽宁队正与深圳队踢一场常规的中超比赛。当比赛进行到终场前9分钟时，辽宁队队长肇俊哲在己队被对手深圳健力宝队攻进扳平一球后，当场怒摔队长袖标，导致比赛中断数分钟。

　　肇俊哲赛后明确表示，自己愤怒的表现并不是针对主裁判，而是针对本队莫名其妙的丢球。当时赛场上的场景是：第81分钟时，一球落后的深圳队利用左前卫郑斌一脚传中球，由外援吉马禁区中路争顶得手，辽宁队守门员刘建生毫无反应。凭借这一进球，深圳队将场上扳成1比1。进球后，主裁判示意辽宁队队员赶紧回到场地中圈处附近重新开球比赛。

　　辽宁队和深圳队如此默契配合，因为在当年派系横行的中国足坛，辽宁队和深圳队同属于张海控制的“健力宝系”，与之抗衡的是由大连实德老板徐明控制的“实德系”，每个系中的有几支球队之间，或是股权关系，或是松散的利益联盟。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肆无忌惮地戕害着中国足球的公平与正义。

　　因此，辽宁队与深圳队比赛中，肇俊哲怒摔袖标后，坊间各种传闻都传出来了。有人说：辽深首轮交锋时，便有辽足俱乐部的人士参与赌球，甚至有的队员因为手头没有足够的现金，干脆托人把自己在沈阳的私家车开到了庄家那里作为赌注。当然，无论是官员还是队员都一律买的是上盘：深圳赢。不管个中的传言是真是假，最终的结果果然与盘口相吻合，而且3比0的比分让所有押深圳的赌注全部赢钱。

　　2004年9月29日辽深的比赛，解读的版本很多。

　　最常规的解读是：辽足接到高层指令，是役必须保证深圳队不输球，而这个指令全队大多数球员都通知了，只没有通知肇俊哲。因此，小肇看到刘建生和几个后卫拙劣的“放球”表演后，以摔队长袖标表示抗议。

　　还有一种说法比较“阴险”，肇俊哲摔袖队长袖标，抒发的不是什么公平与正义。他自己也玩了球，但他压的是辽宁队赢。而刘建生和后卫Z压的是深圳队赢球……所以，小肇看到刘建生“放球”后，才怒摔队长袖标！

　　事情虽然过去五年了，尽管人们很少相信后一种说法，但细心的人会发现，不论哪种说法，焦点都指向一个人，那就是守门员刘建生。

　　三年前 足协的涉赌线索离奇失踪

　　谢亚龙不想让朱广沪独揽大权

　　2006年初的中国足坛，表面沉寂，实则暗潮汹涌。谢亚龙上任一年了，除了在体育总局的支持下，搬出朱广沪来拯救中国足球。老朱筋疲力尽地爬坡，而谢亚龙在2005年一年里瞄着老朱，也发现点端倪，谢亚龙的情感发生了一点变化，那就是他不想把肩负重任的国家队和国奥队的主教练都让朱广沪一人独当。

　　谢亚龙走马上任后，第一件任务就是坚决而又全面地执行他前任阎世铎制定的中德合作计划，即包括聘德国老头克劳琛为国奥主帅，以及国家之队到德国训练一揽子事项。后来的事就难堪了。2005年世青赛前后，中方与克劳琛的矛盾不断尖锐，最后导致老克被弃用！

　　被弃用的克劳琛又被谢亚龙惦记上了，这德国老古董被搬来搬去，有多少是权力斗争的因素，有多少出于国奥战略的真正需要？早知道克劳琛适合国奥队，为什么2005年世青赛后不签下他？现在走回头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白白浪费了半年多时间？

　　足协的工作总是摸着石头过河，而这条河太长了，总也过不去！2006年狗年要到来的时候，新的一年，许多球迷都希望能横空出现一只导盲犬，管它是京巴还是黑贝，只有认路就好，以免老谢率领中国足球大军奋勇前进时掉到阴沟里去。　

　　2006年足坛真是雄关漫道。亚洲杯预选赛马上就开打了，朱广沪能走多远不取决于小组赛的成绩，因为小组赛的对手普遍是包子，吃下它们并不难，但要打好2007年亚洲杯决赛，或者说备战好2010年世界杯，朱广沪究竟有什么本事？老朱上任时，他最先喊出“疯狗精神”，可谓提前过了狗年。2006年初，他又老歌重唱，高喊什么需要更多“疯狗”！疯狗除了盲动，歇斯底里，有多少智慧可言？没办法，老朱和老谢一样，先别抱着疯狗大腿不放了，他需要的也是一只导盲犬而已！遥想2006年初，唯一让人感到一点欣慰的是，谢亚龙不想让朱广沪大权独握了。2005年初，什么5+2模式组队方式，实际就是足协让老朱“集权统治”的一个先兆。后来该计划流产，但老朱实际上也在肩负着国家队与国奥队双重职责。克劳琛再次出现，一方面不再神话朱广沪，主观夸大他的能力，再有就是意味着去年制定的国家之队“闭关锁国”的思路可能要被打破！

　　在这种大背景下，刘建生吸食毒品了，媒体掀起的反赌打黑的高潮来了。

　　南勇：反映情况，来足协不如去公安局

　　2006年3月12日，《辽沈晚报》经过连续四五天的揭黑报道，引起全国媒体的呼应，由国内20多家主流媒体组成的扫黑同盟也宣告成立。媒体毕竟不能承担司法职能，要想真正打黑，必须借助司法力量。

　　我们决定把上海举报人H提供我们的涉黑线索送给中国足协。

　　这个任务我委派三个记者，即与我去上海会见举报人的邱国栋，还有《辽沈晚报》另两位记者，姚广安与董丽纳。

　　邱国栋一行坐了一夜的火车，抵达足协左近的落脚点时是12日上午9点半左右。这一次，进足协的小楼没有往日那么困难，门卫的大爷问了不到两句就抬抬手让几个人上了二楼。

　　终于，谢亚龙和南勇在一间办公室里亲切接见了几个记者。

　　这房间显然不是会客厅，房间里连一张多余的椅子都没有。谢亚龙与南勇一直站着与几个人交谈。谢亚龙的眼睛一直弯弯地带着笑意，言语之中虽然偶有坚定之辞，但总体上流露出来的还是一种无奈情绪。

　　南勇的话语则一如既往地充满着他惯有的激情色彩，但延续的却也是谢亚龙的那种无奈：“中国足协比谁都更想把联赛整治得干净透明，如果事情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确实超出了中国足协能力控制的范围，我们只能提请司法介入。现在，只有公安部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足协的行业内管理已经无济于事了……”

　　“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人，包括你们报纸，都不十分相信中国足协在扫黑问题上的能力。”南勇很无奈地说，“但是，中国足协现在真的很希望把联赛环境搞好。2005年中超‘裸奔’了一年，这其中的苦楚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们很重视你们这次行动……你们现在来向足协反映情况，真的不如直接去公安部进行举报，这才是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半个小时后，大家都站得有些累了，谈话结束。邱国栋提出要拍照，谢亚龙同意了，“等一下，我先换件衣服。”他回身从墙上的挂钩上摘下一件西服，换掉了身上的夹克衫。镜头里出现的是谢亚龙西装革履的一张笑脸。

　　几个小时后，他穿着这件西服参加了中超冠名发布会，二十几个小时后他又带着同样的表情出席了中超开幕式。临时换上身的西装，镜头前故意摆出的笑脸，似乎都在折射着谢亚龙那种深深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