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2009年第23期封面

　　观察记者：我们注意到《南方人物周刊》对袁伟民先生的采访中，袁伟民关于为何自己的书中回避了当年打假扫黑这些震惊全国的事件时，是这样回答的：有证据吗？证据谁来提供？这一系列问题，已经远远超出足球本身了。我干了这么多年，这点我看不出来？我最起码能看出一点端倪。这种事情，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对于这段解释，你有何理解？

　　陈培德：怎么能说没证据呢？当时的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两次因绿城俱乐部来杭州取证；2002年春节前后，总局监察局同志又陪同中央专案调查组来杭州取证两次。关于绿城的一切都在调查组的掌握之中了，而涉及绿城俱乐部的可不仅是一个裁判！

　　当时，应该说，足球的反腐败环境是非常好的。不仅我们省的人大、政协出现了《“黑哨”绝不能自由泛滥》等“要求司法介入足坛进行打假扫黑斗争”的提案，而且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更是份量极重地一致声讨体坛腐败。百来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直指足球腐败，呼吁司法介入。最轰动的则是来自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毛昭晰的提案，这份《坚持体育道德，树立良好体育形象以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胜利召开》的议案，引起的反响空前：签名附议的42位代表中有13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他们来自21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区。同时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同样是格外一致地对体育和足球喊“反腐败”。

　　这次“两会”，最终促成了最高检和最高院就“黑哨”问题的表态，促成了司法介入足坛和体育界。虽然说司法介入后，出现了袁局长所说的“已经超出足球本身”，可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至少可以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去推动这件事的，但遗憾的是：总局和足协始终按兵不动。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浙江省体育局反而成了另类，受到了挤压。甚至在媒体上出现了“体育总局某人士”责难，指责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无组织、无纪律等颠倒黑白的言论。我不明白这是总局“叶公好龙”，还是另有难言之隐。现在从袁伟民这本书上所披露的来看，可以肯定，推动不了“反腐败”的根子，就是我们的老上级—袁伟民局长。他就给阎世铎交过底：“足球的天蹋下来，也要你去顶着”，似乎与他中国足协主席无关。他和其领导的中国足协是主观上不想有作为。“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这些都是他接受专访时的原话。也许，他也有他的难处，有他的压力，但这些不应该成为一个体坛掌门人对此不作为的充分理由。

　　“这次足坛揭黑，相信再也不会走向流产”

　　观察记者：8年前的足球“打假扫黑”结局，在你的预料之中吗？

　　陈培德：完全超出我的预料，甚至超出曾赴杭州调查的中央调查组有关领导的预料。

　　龚建平被判刑10年，一开始我以为还有第二个“龚建平”出现，可是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始终没有出现第二个。之前承诺与浙江紧密联手打假扫黑的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再没与我这个交往较深的同僚有过一个电话。而他声称，鉴于绿城在揭发黑哨事件的表现，回北京以后，会对绿城进行大赦，结果却是给了最严厉的处罚。我有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黑斗争就这样突然停止了。期间我也给参与杭州取证调查的中央调查组成员打过几次电话，询问原因，最后那位中纪委同志以私下的口吻说，“可能是因为没有引起高层的足够重视”。后来我才知道，调查组的调查资料转给了中国足协，足协对涉案的17名边裁作了内部处理，这成了两年足球打假扫黑的最后结局。

　　我至今仍记得，2004年7月，龚建平在服刑期间病逝，年仅44岁。追悼会上，他妻子哭喊着：“我会为你报仇！” 远在杭州的宋卫平曾说：“我害了龚建平。”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了一句话：“龚建平绝不该是第一个，更不应该是惟一一个受到法律制裁的问题裁判。”我认为，如果这样，是非常不公正的，也是丑陋的。

　　在2003年1月足球裁判龚建平受贿案一审判决时，我仍然在主持浙江省体育局工作。当时，根据分管体育的鲁松庭副省长的指示，省局党组决定把发端于浙江的足球打假扫黑的历史记录下来写成书，出版公布，以对社会有个交代，并责成体坛报社组成以总编辑李烈钧为总撰稿的9人写作班子完成这个工程。写作班子用几个月时间完成了一部36万字的书作，题目叫《变形的足球：打假扫黑在浙江》，全面记录了足球打假扫黑的史实。为了保证这部纪实作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写作组开了13次研讨会，七易其稿，每稿都经过“四审三校”七道关。这部书凝聚着浙江省体育局众多干部职工的心血，也是我们体育人对中国体育健康发展的殷切期盼。遗憾的是，在我离任后，这部书始终没有得到公开出版，直到今天，“清样稿”仍“暂时”尘封在省体育局的档案柜里，至今已逾7年。

　　因为是集体作品，我只能抱憾，却不能勉强。这也是后来我以个人名义出版《该我说了：谁搞乱了中国足球》的原因。我不能容忍这段历史就这样被淹没，我希望国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国足球的问题症结。

　　观察记者：对当前公安部牵头的足坛扫黑风暴，你有何认识和评价？

　　陈培德：我认为，当年存在的足坛糟糕局面—包括裁判黑哨、打假球、赌球等，这一切今天丝毫没有减少。这似乎是必然的，那是几年前打假扫黑遭“人工流产”后的恶果。当年的打假扫黑没有进行下去，导致足球的“假、赌、黑”毒瘤越养越大。中国足球问题直接的表现就是，从男足到女足，我们的成绩每况愈下。

　　当然，8年前这场运动最大的成就，就是司法毕竟介入了体育竞赛，黑哨毕竟第一次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对在体育领域反腐败这块处女地上，算是开了个口子。

　　最近，我感到特别欣慰，中央高层从胡锦涛总书记到习近平副主席，再到刘延东国务委员，都对中国足球给予高度关注，提出了希望。而且公安部牵头的足坛反赌风暴史无前例，已经有大批的球员、教练、裁判以及俱乐部工作人员受到调查，近百名业内相关人士均被打入调查的黑名单，甚至连足协的官员也有人受到了调查，这样重拳出击，真的大快人心。我一直主张，与其让中国足球这样肮脏地一年一年烂下去，不如让它休克，等它干净了再从头开始。

　　这次扫黑是从反赌入手的，切入点也很好，中国足球问题的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赌球带出假球，假球带出黑哨。跟2001年和2002年比较，当时赌球波及面和影响小，现在是波及面越来越大，赌球已经达到可以操纵联赛的程度，并且更加隐蔽。已经成了一股黑社会势力。公安部介入反赌，使得这一原本属于体育范畴的事件，已经上升到全社会关注的层面，这样的环境可比当年强多了。所以相信公安介入反赌行动后，应该不会再像几年前那样，再从轰轰烈烈走向流产了。对此，全国人民都应该给予支持。

　　“体育在异化和变味，期待‘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体育能健康发展”

　　观察记者：作为一名老体育工作者，你对中国体育当前状况有何评价？

　　陈培德：我对中国体育当前的状况充满担忧，我觉得中国体育界正在被异化，已经变味。公益性的体育越来越功利化；更严重的是，由此带来了本该公平、公正的体育天平正在向邪恶倾斜，快乐的体育变得让人生气。从奥运会的金牌数来讲，中国体育确实可以说是成绩斐然，但近年来如九届、十届、十一届的全国运动会爆出的种种“怪事”、“奇事”、“雷人事”等丑闻，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体育界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所以，我曾经提出过，现在还是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如果还是现在这样的体制和状况，全运会干脆取消算了。像我们国家这样的全运会比赛，现在看来，利越来越少，弊越来越多。主要是太功利了，全运会变成了名利的追逐场，很多假冒伪劣的东西都出现在里面。兴奋剂、改年龄、假球、黑哨，充斥着整个体育界。这不仅仅是对体育精神的亵渎，也是对年轻人极坏的示范，并破坏了诚信、公平等人类美好的价值取向。

　　而且，每届比赛的举办地，攀比之风越来越厉害，花费的钱也越来越多。这些钱为什么不能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呢？其实现在，无论是观众还是媒体，对全运会的关注，对金牌的关注，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

　　观察记者：您认为中国体育主要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陈培德：集中存在于我们以“举国体制”发展竞技体育的体制弊端上。

　　我们国家在建国之初就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工作宗旨。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理论上还是这个宗旨，但实际上却本末倒置，不是以全民健身为重点，而是以竞技体育为重点，以夺取金牌为目标，体育财政的绝大多数投入到了占人口比重极少的运动员身上，目的是让他们“为国争光”。

　　国家在竞技体育上投入很大，运动员是从小被挑选的，从小开始一切费用由财政包下来培养。他们的时间、精力也全部用在了训练和比赛上。竞技体育推行“举国体制”的结果是，“为国争光”了，全民体育却被忽视了。所以，虽然中国在世界体坛上金牌有一大把，但像中国人这样的体质，目前与我们的国力水平是很不相称的。我们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排在了世界的第三位，但我们的国民体质怎样？运动会上，我们的学生在操场上稍微多站一会儿，就会晕倒。我们的经济总量和国民的身体素质，没有成正比例。

　　所以说，“金牌至上”的价值观和科学发展观的冲突已经越来越突出。“举国体制”要坚持，但更要改造和完善。要转过来用“举国体制”搞全民体育，把全民体育牢牢抓在政府手里，把竞技体育交给市场。

　　而且，在现行的专业队体制下，运动员最大的牺牲，就是失去同龄人应有的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成名的运动员可以以小学、初中的实际文化程度保送上大学，成为“运动员大学生”，但这些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仍然是不高的，因此才会有奥运会金牌运动员退役后当澡堂擦背工的事发生。而因为长期的艰苦训练，成功的运动员中常常出现“大将成名遍体伤”的惨淡局面，更多的没有成绩的运动员，则更难被社会所接受，可谓“一将成名万骨枯”。

　　所以中国对运动员的培养也应该和国际接轨，像NBA那样，运动员本身就是大学生。国际上的竞技运动员，都是自发的，业余的，从训练到路费，都是自己出资的。中国也应该让“运动员大学生”变为“大学生运动员”，改革运动员训练体制，废除专业队，走业余化和职业化的路子。

　　还有，除了财政投入的代价和运动员的代价太大，且全民的体育素质低下以外，中国体坛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风气被搞坏了。

　　长期以来，从上到下，中国体育走的是以金牌论英雄、用金牌数量去展现综合国力、体现中国人的能力，以此衡量体育项目和相关人员的存在价值，甚至是衡量体育官员升迁的重要的政绩标准，并与运动员、教练员、管理员的工资、奖金、住房、职称、职务等全方位挂钩的“畸形之路”。当然，多多少少会有人，尤其是一些为官者，不会认同我的这一说法。但事实毕竟是事实。它是客观存在。

　　国家的体育政策如此，地方上自然也出现“为省争光”、“为地方领导争官”的全运会最高目标。拿到的金牌愈多，显示各省市的综合实力愈强，也意味着当地体育官员的政绩越好，将来升官的机会大增，各个体育项目才能获得更多经费。在此情况下，全运会变相成了各省市及体育官员展示实力和政绩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于是，在没有绝对把握赢得比赛时，从体育官员到教练、运动员，自然会不择手段，不惜扭曲竞赛的规则、践踏公平竞技的体育精神、玷污运动员的职业操守。这方面，足球的问题是个缩影。所以，这些年体坛腐败始终消除不了，根子就在我们现行的体育体制。

　　我建议在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不能再将金牌看得那么重了，要逐步把重点转到群众体育上来。这样，才能真正使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