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通过各有特色的联赛模式，最终成为足球强国；而曾令日本舆论惊惧的“中超计划”，却并未能改变中国足球的积弱，问题何在？

　　对比日韩联赛，中超差在哪？——专访国际足联驻华商务代表朱晓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崔晓林/北京报道

　　11月16日18点30分，在北京华贸中心写字楼里，西装革履的国际足联驻华商务代表、北京欧讯体育咨询公司董事长朱晓东，准时出现在记者面前。也许是离开家乡太久，上海人朱晓东的口音已没有了“阿拉”的韵调，“大家说了这么多年中国足球，这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了，但是，不管怎样，中国足球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中超规划曾“吓坏”日本人

　　“2001年2月1日——这个日子我一直牢牢记着，这一天，中日韩三国的足球官员，第一次坐到了一起，来探讨亚洲尤其是东亚足球的发展。”作为日本J联赛当时的工作人员，朱晓东亲历了那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方聚会。

　　朱晓东介绍说，中日韩作为亚洲足球的东亚三强，一直以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中日、中韩，或者韩日之间的交流，过去一直是一对一的，中日韩的足球官员从未在一起交流过。2001年2月1日，在东京， 三国足球官员历史上第一次坐到了一起。

　　朱晓东告诉记者，那一次，中超委员会秘书长郎效农在会议上介绍了中国的“中超规划”。“宏伟的‘中超蓝图’令日韩官员大感意外和吃惊。会后，一个J联赛的官员曾对我说，中国的中超让我们很害怕，中国的经济已经快速发展，现在足球也要强盛起来啦！

　　“‘中超规划’的披露让很多日本媒体‘悲观’地相信：中国足球将成为亚洲的一面旗帜，进而成为世界足坛的一只劲旅。日本人开始担忧，中国足球很快会甩开日本，成为亚洲的老大。”朱晓东说。

　　然而， 光阴荏苒，8年后的今天，那个华丽的“中超计划”好像依然停留在“计划”层面，日本人的担忧并没有成为现实。

　　2009年，日本和韩国双双获得了南非世界杯的门票，中国足球却在拼命与越南争夺亚洲杯小组出线权……中国足球在低迷的尴尬中，在深陷赌、假、黑的漩涡中，迎来了暴雪连连的寒冬。

　　“‘中超计划’中，升降级制度、球员转会、赛事管理、 赞助冠名等各项规定，均借鉴了英超、意甲、日本等成熟联赛模式，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足球赛事规划，如果能够有效执行，中国足球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朱晓东表示，“中超计划”之所以令日本人感到恐惧，除了计划本身的科学与全面，还有一个原因是，日本人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既然是规定好的事情，那就一定要坚决执行”。“所以在日本人眼里，‘中超计划’才会显得如此‘可怕’。”

　　“显然，中超联赛并没有严格按照‘计划’行事，一些硬性的门槛，到最后也只是一纸空文。计划是好的，但最终却走偏了。这其中除了人为的因素和体制的因素之外，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思考：外国先进的足球联赛模式，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最终中国足球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朱晓东表示。

　　日韩联赛：各有各的玩法

　　中日韩三国在文化背景、足球发展历史、球员身体条件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日韩在亚洲号称东亚三强，且三国之中，中国足球也是当仁不让的带头“大哥”。

　　近年来，日韩足球水平进步神速，已接近甚至超过欧洲二流水平，国际足联的实力榜排名，日本是第40位，韩国48位，而中国足球目前的排名为102位。很多人认为，也许20年前中国是亚洲一流，但现在，已成为亚洲三流甚至更差。

　　“国家队水平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其国内联赛的水平，作为亚洲劲旅的韩日，其国内联赛都开展得有模有样，而且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截然不同的联赛制度。”

　　曾在日本J联赛供职4年的朱晓东，对日本J联赛(日本职业足球联盟)了如指掌。“日本J联赛的架构是‘会员制’，是一个大家庭，参加联赛的所有俱乐部自动成为这个会员机构的一员，并拥有投票否决权。J联赛共有30个俱乐部参加，分为J1和J2两个赛制级别，有些像中国以前的甲A和甲B。会员大会对联赛的重大决策拥有神圣的投票权，并选举出大会的最高权利机构——委员大会。委员大会下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常务管理机构，下设 ‘裁判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等部门，董事会的主席和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都是由会员大会投票产生的。”

　　朱晓东告诉记者，J联赛和中超最大的不同，是联赛董事会一共有15个成员名额，这15位成员分别来自三个阵营：其中有5个人来自日本足协及J联赛的管理层 ；还有5个人来自足球俱乐部；另外5个来自社会各界，由社会名流或有影响力的公众人士组成。“这样的构成，可以保证联赛的公平、公正性，同时能够有效地维护各俱乐部的合法权益，而来自社会的力量，则代表球迷及民众，对联赛进行监督和参与联赛建设。这是一个民主而严谨的制度构架。”

　　“韩国的K联赛更加自成体系。在韩国，球队和俱乐部完全控制在企业手里，这一点从球队的名称就可见一斑：水原三星、全北现代……这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国企十分相似：企业拥有各种团体，体育运动队、艺术团、歌舞团等。在韩国，一些知名大企业都同时拥有国内顶级的足球、篮球等体育团体，也有些企业喜欢投资文艺、影视，不一而足。这是韩国的特色。”

　　朱晓东表示，很难说哪种联赛体制更好。只要适合自己的国情，能够把联赛办好，能有效提高足球竞技水平就是好制度，反之，看起来很美的规划，不一定实用。

　　“从俱乐部和球队来看，日本球队的名称比较中性，J联赛不允许俱乐部直接用企业作为球队名字，像‘横滨水手’、‘鹿岛鹿角’、‘磐田喜悦’等球队，你很难看出来这是哪家企业的球队。但是，比赛的时候，企业的冠名或者LOGO会出现在球员的运动衣上。中超联赛的各俱乐部和韩国一样，大多数也是采用企业冠名，如‘广州广药’、‘山东鲁能’、‘杭州绿城’等，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国的俱乐部并不完全享有自己的权益，中国足协才是‘大家长’。”

　　谁的中超联赛？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有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联赛的所属权问题。很多人搞不明白，中超(包括以前的甲A)到底是谁的？

　　朱晓东认为，中国最大的特色，是体制上的一言堂制度，“尤其是甲A时代，中国足协下属的联赛部，可以不征求任何俱乐部意见，随时下发一些指令甚至重大决策，当时的足协领导可以直接给某俱乐部打电话：现在有一个某某决定，不用问什么，你就按这个决定做就是了。”

　　这样的体制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了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和2004年中超元年的“G7革命”。风波过后的2005年，由于各俱乐部逼宫，中国足协组建了中超公司，俱乐部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联赛经营商，多少也分了一小杯羹。

　　“按《中超公司章程草案》，足协将占有中超公司36%的股份，另外64%的股份由16家中超俱乐部所有，平摊下来每家中超俱乐部所占比例只有4%，根本无法同足协抗衡，因此在中超公司中各俱乐部依然没有发言权，依然是足协的附庸。”朱晓东认为，“作为股东，中超联赛的俱乐部充其量是中国足球游戏的参与者，对于中超执行的游戏规则，各俱乐部只有接受的份儿。现在看来很难说，中超联赛到底是谁的。”

　　朱晓东，1972年出生，原籍上海。1998年进入日本职业足球J联盟，负责联赛的电视转播工作。作为第一位在日本足球管理机构任职的中国人，朱晓东在J联盟前后工作近四年。其间，无论是J联盟高层川渊三郎、佐佐木访问中国，还是中国足协高层王俊生、郎效农等人出访日本，朱晓东都一路陪同。2003年回国，在北京创办了欧讯体育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并作为国际足联(FIFA)驻中国的商务代表，负责与中国方面协调相关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