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在白宫的一场舞会中，肯尼迪告诉他最为熟悉的记者本·布莱德利，9个月前被击中而被俘虏的美军飞行员鲍威尔将和苏联间谍亚伯交换。布莱德利的《新闻周刊》当天不出报，但他马上告诉了同一集团的报纸《华盛顿邮报》。直到肯尼迪被刺，新闻官塞林格都还对这桩泄密非常不爽。10年后，尼尔·西恩在《纽约时报》上更捅出了有关越战的国家机密，一场更为复杂的官司由此而起。后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新闻界有权发表他们弄到的任何东西。

　　在扫赌风暴进入到这一阶段回忆起这些细节，是因为这桩被称之为“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大”的扫黑行动，至少在新闻界进入了瓶颈状态。报载，辽宁省公安厅接到抓捕任务的第一天，公安部就明确表示他们不得对外透露任何相关信息，如果有相关信息外泄就唯辽宁省公安厅是问。据说公安部至今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想法，但是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通过某种渠道释放案件侦破的动向。

　　部分报道甚至透露，“权威人士”表示，此前媒体披露的大部分所谓“猛料”都跟事实相去甚远，辽宁省公安厅或者公安部都未接受任何人的采访。实际上，这些报道本身不但意味着新闻进入了瓶颈，并且已经让假球调查案本身也进入了一个微妙时期。自从吴晓东、王鑫、尤可为、王珀被“控制”以来，新闻进入了高度活跃期，迟尚斌回忆起了在深圳的岁月，戚务生表示天天看报，王宝山痛陈打假来得太晚了，退休在家的陈培德越发坦陈———他几乎直截了当地表示，阎世铎就是一个伪君子……但随着“权威部门”暂时没有想法召开发布会的消息逐渐真实，更多想要在这场调查中出镜的人，采取了观望和蛰伏态度，这是新闻冰期，更是对调查本身的不利因素。

　　暂时不公布调查的手段和进展，有利于调查，这个道理都很清楚。至少在目前，新闻单位对正在进行的查案，都给予了必要保护。比如，直到现在才有媒体暗示，尤可为之所以被控制，是和他的账户“异动”有关。这个简单的办案手段众多媒体都一直隐忍不发，可见对于办案，媒体始终持有一种维护、谨慎的心态。但是，对办案本身的不利也确实是存在的。扫黑开始以来，对这场打击会涉及多深的层面、多广的范围，每个人都在猜度。而出于明哲保身或其他目的，如果没有新的进展消息，没有明确的态度，打黑案就很难发展成为一场深入彻底的人民战争。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和公众保持信息联动，早就成为了公安部以及有关部门的有效工作方式之一。以成都六·五公交案为例，案发之后当地警方一天数个发布会，并及时公布了联系方式，要求市民提供视频和其他证据。不管怎样，六·五一案能够快速侦破，固然是警方辛勤工作的结果，同时也显示了群众路线的作用。在假球调查案中，圈内各种势力的数年纠结，注定了很多人不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是办案天然的优势。如果这一时刻对公众暂时沉默，不能让更多人知道进展和状态，肯定会妨碍有关部门因势利导，获得彻底涤荡足坛黑恶势力的大好时机。“封口令”一说，本身并非来自公安部，但仅仅是传说的“封口令”，客观上已经让调查丧失了一些可能的渠道。

　　07年5月，湖北咸宁市公安局对网络赌球进行调查时牵出了武汉特大赌博团伙。经公安部指定办案，湖北咸宁警方辗转国内15个省市自治区，侦破了这起特大赌博案件。据悉，赌博案累计投注金额逾500亿元，案件更是牵出多个省市“赌王”。但那桩案件事后，媒体显然缺乏更深刻、更有冲击力的报道，没有让更多人知道网络赌球的危害。虽然眼下进行的清扫工作主要针对操纵比赛，而不是圈外的网络赌球，但通向成功的逻辑是共同的。不断让外界了解工作的进展，会显示这场运动的真实目的是要清除一切操纵比赛的黑手。和担心“泄露”情报相比，权威部门及时发布新闻，如果说仅有这一个好处，也会让调查本身受益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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