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关于我自己的。

　　1996年时，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所重点中学成立了一支女子足球队。学校领导在招生时宣称，要走体教结合的新模式。孩子在重点中学接受教育，利用业余时间踢球锻炼身体。家长们看重了区重点中学这块金招牌，纷纷送孩子参加选拔。选拔过程很严格，要综合文化考试和体育测验。最终，我幸运地入选。教练说，我排名靠后，文化课和体育课比较平均，但都不突出。

　　我们是这所重点中学招收的第一批女足队员，20个队员被打散到5个班里。很快，训练就与正常的文化课发生冲突，因为文化课总要补课。这引起了很多老师的不满。我们的班主任是其中最极端的，她常把我和其他同学区分开，称我为“那个体招生”，听班里的一些同学说，班主任曾私下抱怨：“为什么好好的孩子，送去踢球。”在她眼里，凡是体育很好的，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是我人生遭遇的第一个歧视，莫须有的。

　　训练不轻松，每天下午约练3个小时。天色近黑才会解散。寒暑假也不例外，上下午都有训练。还要应付数不清的比赛。对手大多来自一些职业体校，像我们这种学校编制的，独树一帜。开始以小打大，我们负多胜少；后来打来打去，每年不变的就那么几支队伍，开始互有胜负。

　　我们也常会去外地打比赛。那时恰逢1998前后，中国女足拿了世界亚军。全国都刮起女足热，很多学校都组建女足队伍，但现在看来都是一时兴起，并没有任何体制保障。

　　这所重点中学对女足并不重视。每周一全校大会，校长总会给最近在物理、英语等学科上获奖的同学亲自颁奖。但即使我们拿了全市冠军，校长也绝不会在全校公布，他很少来看我们比赛，唯一一次是在秦皇岛打全国联赛，他在教练席上坐了半场，走了。

　　高二时，我们终于解散了——解散的原因开始说是经费不足，后来学校干脆说明，搞这么一个足球队，太鸡肋。其实每年我们花不了多少钱，训练装备是自掏腰包，出去比赛也多是各方赞助。清华大学一个教练不无遗憾地说：你们太可惜了，刚出成绩，就散了。据说，清华大学一直有意把我们队整锅端到大学，继续尝试这种新模式。

　　北京队当时挑中了队里的两个球员：一个女孩觉得踢球没前途，毅然拒绝邀请，安心高考；另一个女孩进了专业队，始终没混到一线，后来拿个大专文凭，如今不知去向。解散后，我变得迷茫：踢了五年足球，怎么说散就散了？

　　这所重点中学在体育方面再也无任何建树，现在，它门口挂着的宣传牌上清楚地写明：无线电、合唱、英语是特长项目。

　　据我所知，当年和我们同批的对手们大多没有混进国字号。相较下，我应该感到幸运：她们出身体校，青春只有足球。

　　后来，又发生了几件颇具讽刺的事：队里一个女孩远赴新西兰求学。前不久她成为了当地社区联赛的射手王。在新西兰，每个地区都有业余足球俱乐部，不限性别、年龄，交钱皆可参加；另一个女孩在申请美国研究生奖学金时，把过去的足球奖状附了上去，很快，学校答应给她全奖——这也许就是足球能带给我们的微薄快乐。

　　最近，有些人士疾呼：中国注册的女足运动员已经不足千人。

　　我只好无奈地笑笑，在没有任何体制的保障下，没有女孩愿意踢球了，这是真的。

　　(中国周刊 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