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摘了牌，就翻脸不认账”

　　摘牌前夜，根宝忌讳房号“16”

　　终于到了摘牌的日子。

　　2002年元月7日，我和徐根宝一起去北京。住在中国足协安排的昆仑饭店，因为第二天的摘牌仪式就在饭店二楼的综合厅里。

　　我和根宝报到以后，拿到了各自的房卡。他问我住几楼，我看了看说：“1216房间”。他随口说道，“这个房间号码不好，能否去换一个？”

　　我并不以为然，因为一周前我在成都开会恰好也是住“1216”，“16”，在沪语里同“要落”谐音，所以为根宝所忌讳。但我并不在意。我对他说：“嗨，不用换了吧，命好命坏，都靠自己，命自我立嘛。”他也没再作声。

　　第二天上午，摘牌大会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我和徐根宝早早地坐到了会场里。

　　转会队员的名字和转会标价赫然显示在会场的大屏幕上，祁宏以950万元的标价成了当年的标王，申思以900万元的价格紧随其后。尽管现场记者的闪光灯闪个不停，但他们两人是否成功被摘转会，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关于球员的转会费，中国足协有一个计算公式。申思和祁宏当时都入选了国家队，参加了十强赛。如果把他们的年度收入乘上有关指数，他们各自的转会费都将超过千万元。

　　这个数字在中国足协有关领导看来，显然有悖于曾经三令五申的限薪要求，于是他们出面干涉，硬是把转会费压到了千万元以下。

　　对于中国足协核准的这一挂牌价格，许多俱乐部都望而却步。但中远俱乐部却在各个不同场合表态，对于申思、祁宏这样的优秀队员，无论转会费多少，他们志在必得。

　　生米成熟饭，却还嫌人家米贵

　　摘牌的形式，首先由当年度的升班马开始，然后，依照上年度成绩的倒排名次序，由弱到强依次进行，每次只能摘一名。由于那年甲B联赛只升了中远一支队伍，他们前两轮便轻而易举地分别摘得了申思和祁宏。

　　按理说，既然态也表了，牌也摘了，接下来，按照中国足协认定的价格付钱，然后办理转会手续，签字、画押，就等着“银货两讫”了。

　　但是，情况却发生了变化。那边刚摘了牌，就翻脸不认账。中远俱乐部的同志来电话说，他们徐董认为转会费高了，应该降下来。应该降多少，没有说。

　　应不应该降下来，这是摘牌以前的事情。如果觉得转会费高了，你可以不摘，等着让别人来摘；或者，你想摘，但又摘不起，那么请中国足协把价钱调到能摘得到的水平，这也是一种做法。但这会儿已经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却还在嫌人家的米卖得贵了，拒不付账，这真有点说不过去。

　　就这样拖了一个半月，毫无结果。

　　申思祁宏转会费不到1500万

　　中国足协的有关部门再次出面干预。2月22日，在天津塘沽召开的联赛工作会议期间，足协某部门负责人自己否定了当初挂牌时核定的转会费，说是“如申花俱乐部再不接受调解，将要由中国足协作出最后仲裁”，并通过上海足协施加压力，硬是把申思祁宏两个人共计1850万元的转会费，压到了1500万元以下。

　　这种事后的限定是毫无道理的，是对其他足球俱乐部权益的公然藐视。

　　如果，当初挂牌的时候，就把转会费核定在相应的低标准上，那其他俱乐部都有可能摘到申思、祁宏。但对那时近千万元的转会费，中远俱乐部摆出了一副志在必得的姿态；而现在摘了牌，却又以受害者的面目，到中国足协求援。

　　这就是中国足球的可悲之处：管理者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纠纷的仲裁者。林林总总的规章制度，让人不知所云。但什么时候用哪一条，你全然无权申辩。一旦走进这个圈子，就像误进了医院的手术间，白晃晃的墙面上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手术刀，不论你有病没病，只要被他摁到了病床上，就不知道他会用哪把刀来“修理”你。

　　就这样，改组后的申花足球俱乐部，跟随着中国足球进入了2002年。阎世铎刚刚豪言“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却又马上陷入了“假球”、“黑哨”的漩涡中。

　　上任之初不识阎世铎

　　我第一次听到阎世铎这个名字，是在八年前，2001年冬天的一个下午。

　　那天，打来电话的是上海文联的一位朋友，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听说我要去申花俱乐部当老总的消息，不敢相信，所以亲自来电核实。得以确认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足坛深不可测，你书生意气，可万万不能大意”。谈话结束之前，他建议我读一下阎世铎不久前的一篇讲话。

　　“阎世铎是谁？”我问。

　　“阎世铎你都不知道？他是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就是外面说的足坛掌门人啊。”

　　“不是王俊生吗？”

　　“什么朝代了，早换啦。一年多了吧。你说你从不看球，我还以为只是说说而已，现在看来，你真的是不看球啊。”

　　第二天上午，那张刊有阎世铎讲话的旧报纸，很快就通过快递摆到了我的办公桌上。今天回想起来，那篇讲话的内容早已被时光的河流漂洗得发白，唯一记住的是阎世铎对中国足球发展前景的蓝图性描绘。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2001年12月7日。距中国国家队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之胜，第一次冲出亚洲，进入韩日世界杯决赛圈，整整过去了两个月。

　　进京汇报恰甲B乱世

　　12天之后，上海申花SVA文广足球俱乐部挂牌重组。照例要向中国足协汇报重组情况。但阎世铎实在忙。

　　那几天恰恰又逢浙江绿城和吉利集团等甲B足球俱乐部揭竿而起，揭露中国足球的“假球”、“黑哨”问题。为此，阎世铎专程飞往杭州，向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官员了解情况，共同商讨处理办法。约了几次，最后总算敲定了日期。

　　刚刚冲出亚洲的中国足球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尝胜利的滋味，中国足协便已陷入一片讨伐声中。

　　就在这样的憧憬与惴惴不安的心情中，我们来到了北京，向中国足协汇报重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