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永、特约记者程善报道 谢亚龙下课，这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可是，谁上课呢？这是一个远比谢亚龙下课更为复杂的问题，和3年前谢亚龙上课相比，目前的情况也错综复杂得多：中国体育的大背景和中国足球的发展方向都将对这个问题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其中，中国体育机制的改革思路、大部制改革牵扯出来的体育总局和足协改革，以及球类政策的变迁，都决定着新任足协主席究竟会花落谁家。

　　置身体育机制改革大背景

　　随着北京奥运的成功，中国体育机制改革的呼声也重新响起，目前中国举国机制的竞技体育政策已经走到了极限，而全民体育和市场化的进程极度缓慢，改革成为必然。

　　实际上，奥运会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尽管中国史无前例地获得了51块金牌，但是一些事件已经表明国人对于金牌的心态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杜丽卫冕首金失败之后，迎接的是宽容和安慰；刘翔退赛之后，更多的人从人性化的角度给予了理解；当裁判改判陈中失败之后，我们选择了尊重。

　　实际上，这些事件远比那一枚枚金牌更加震撼人心，经过几十年的变迁，中国终于树立了一种宽容开放的心态，这无疑为中国体育机制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水到渠成，我们可以这样来形容中国体育机制的改革背景。

　　“单纯在亚洲范围内看，日本和韩国在举行了奥运会之后，体育机制都在向全民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我们的这种改变不会是突变，而是保持竞技体育的同时，逐渐加大体育的全民化和市场化，实现稳健的改革和发展。”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位专家这样表示。这一改革思路也得到了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的赞同。

　　的确，尽管很多人在呼吁更快、更大范围的改革，但根据目前中国的实际国情来看，革命性的改革是不可能出现的，稳健性的改革是改革的唯一道路：大球类项目因为其尴尬的地位和全民化市场化的需求，无疑将担任改革的急先锋；观赏性较强的一些项目比如乒乓球和羽毛球，会逐渐向全民化市场化过度；而举重等一些项目由于自身的特点选择举国体制则很有必要。

　　去年底，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产业处处长顾灏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国家体育总局历时4年起草的《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已经正式报送国务院办公厅。奥运会后，意见无疑将会落在实处，改革也会加速施行。中国足协新任领导人，也便置身于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由一个普通的人事变迁上升成为了整个国家机制改革缩影。

　　改革急先锋盯上新主席

　　现在来看，足球成为改革先锋的身份恐怕不可避免。在北京奥运会上，三大球类项目没有收获一枚金牌，球类集体项目的发展滞后问题凸显在中国体育面前，尤其是男子足球，连小组出线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大球类项目的发展无疑将面临艰难的抉择，既然举国机制已经无法让中国的大球类项目更上层楼，市场化全民化的改革就成为一个趋势，尤其是根据体育总局的规划，到“十二五”初期，体育产业占GDP的比重将上升到1%，并最终达成占5%的目标。

　　相对应的两个例子是，美国NBA年产值达到几十亿美元，整个美国体育产业的经济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另一个例子和足球相对应，市场化的英国足球中，十几家英超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每年的电视转播收入就有27亿英镑。

　　无数人在中国足球改革的过程中失败了：2001年董罡上任，他提出了俱乐部上市的概念，并推动了中超公司的组建，但组建的中超公司仍旧控制在足协手中，董罡的最初愿望没有实现。和董罡的改革思路相比，徐明发动了“G7革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但因为这样的改革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和功利性，尤其是徐明的实德系让更多的人对其失去了信心，这个有着良好目标、符合发展思路的“革命”因为个人的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而失败。

　　如今，中国足球已经达到了最低谷：世界杯外围赛出局，奥运会小组都没有出线，而且是输球输人，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的代价也将极其小。一个连底裤都输掉了的人，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这样的形势下，新任足协主席无疑变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焦点，出现迷局也便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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