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女足翻天覆地13天巨变 老帅复辟玫瑰能否重新绽放(2)

http://sports.sina.com.cn 2008年04月06日00:04  新闻晚报

  商瑞华“复辟”———

  没理由说不

  25日下午,杭州西子女足俱乐部训练基地,63岁的商瑞华正站在场地中央指挥着队伍训练,空气中四溢着湖岸边桃花的香气。西子女足是杭州市足协刚刚组建的队伍,也是当前最富裕的地方女子足球俱乐部之一,年初商瑞华放弃中国中学生女足教鞭加盟西子俱乐部,曾盟誓要大干一场,力争为浙江的十一全运会“放一颗卫星”。

  两天前,商瑞华接到了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的电话。对方询问了两方面的话题,先是向商瑞华征求对陈金刚、王海鸣两人执教能力的意见,商瑞华知道这两人是伊丽莎白继任者的候选,他礼貌地简单表达了对两人执教特点的评价后,南勇接下来的话题却让商瑞华感到突然———“你是否愿意考虑担任女足国家队主教练?”

  商瑞华没有理由说不。

  “1985年,在我41岁的时候就组建了北京女足,43岁当上了中国女足国家队主教练。搞了这么多年的女足,我对女足有着最真诚的感情,这种感情也催生我对责任的认识———如果中国女足现在打得很好,各方面顺风顺水,我也不愿意去凑这个份子;但问题是现在球队情况不好,领导又亲自给我打电话找我,我觉得没有推脱不干的道理。”商瑞华的表达饱含感情。

  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商瑞华不仅仅把这次担任女足国家队主帅当成发挥余热,而且不由生出挑战“廉颇老矣”的万千豪气:“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勇敢些接过这个重担,能够让中国女足重新走上正轨,不仅对于中国女足长远发展,就算对下面各省市搞女足也有帮助……”

  商瑞华不会愿意提起17年前的往事。1991年,由他统帅的中国女足拥有堪称“梦之队”的超豪华阵容,但在中国本土举行的国际足联首届女足世界杯时,商瑞华的这支队伍却连四强都没有进入,他也因“指挥不力”被中国足协剥夺帅位,黯然下课。此后,商瑞华曾沦落到男足担任助教讨生活。2001年以主帅身份执教四川绵阳队时,甚至陷入了“甲B五鼠”的丑闻而遭受处罚……17年后,当再次成为中国女足主帅的“复辟”良机摆在面前时,六旬老人当然会感到振奋。

  明晰了商瑞华的态度后,南勇随即将向其征求了对助理教练班子的人选意见,商瑞华也坦言以对,“我认为2006年参加世青赛的那届国青队教练班子,人员素质以及同我的配合都还不错:助理教练高荣明的训练很有特点,我很欣赏;守门员教练成晓禹也是国家队门将三毛(张艳茹)和黑妹(翁晓洁)的启蒙教练。另外,我还想让大连女足助理教练石磊到国家队,这样也便于同国家队当中几名大连籍球员进行更有效的沟通……”

  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商瑞华的预期———在此前任何一届中国女足国字号队里,主帅都不曾享有过组阁权。尽管,这一次南勇不过是“征求一下意见而已”。

  伊莎启示录———

  群众斗群众

  但凡选帅,国际通行准则无外乎两条:唯能力、唯名气。但中国足协近年在国字号选帅过程中却遵循着一条潜规则———唯关系论。对本土主帅而言,与分管足协领导的关系近方能进入;对洋帅而言,其经纪人的关系网将对洋帅是否能赢得合同产生积极作用。

  其实,“唯关系论”所潜藏的深层次原因,往往是权力支配比例以及领队对球队的可控性。但在中国女足这次奥运会前最后一次选帅的过程中,映衬出的却不是“唯关系论”那样简单,这是一次乱世中寻求利益平衡的必然结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女足主帅人选是谁已经不再重要,能力是强是差也不重要,他也许只是代表了一个符号而已”。

  谢亚龙上任后,足协内部权利博弈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作为“足球门外汉”,谢亚龙深知对竞技体育部门管理者而言,“衡量其政绩的唯一指标就是成绩”,而与总局签下奥运会夺牌任务状的中国女足,自然成为谢亚龙重点关照的对象。

  不过,谢亚龙重视女足所采取的方式却迥异于前任阎世铎或王俊生,王俊生时代,他直接以领队或团长的身份主抓女足,阎世铎主政足协时则充分放权给各分管副主席,谢亚龙却是用授权越级汇报、以及“掺沙子”手段来达到直接控制女足国家队的目的。

  从2005年起,3年来谢亚龙先后更换5名女足主帅,但每一任女足主帅上任时,谢亚龙均会告知对方,“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向我汇报”———越过分管副主席层面直接向一把手谢亚龙负责,可以理解为谢亚龙格外关注女足的一种表示。但随着谢亚龙对足协内部复杂关系网的了解日益深入,他开始不断任命新的女足领队,先后更换郭辉、李冬生、李飞宇、张建强、朱和元等5人;而且,每一任领队都被授予了“直接向谢亚龙汇报”的越级特权……

  于是,这三年来,谙熟中国女足内幕的人士,所看到的是一幕可怕的“怪戏”:女足每一届主教练同领队均自认为拥有“单线同一把手联络”的特权,谁也不买谁的账。总局在奥运备战中所提倡的“队委会负责制”,更是在执行中激化了“玫瑰将相”之间的矛盾。谢亚龙原本想“通过这种越级授权完成对女足国家队最直接的控制”,其结果却造成了“群众斗群众”,接二连三发生女足领队同主帅的不和纠纷。

  尽管“被架空”的分管副主席对此也曾有过怨言,甚至在领导班子会议上有所提及,但谢亚龙的理由也很充分:“奥运会任务如果完不成,我才是第一责任人。”不过,这次女足内乱最终责任却是归咎于杨一民,他被剥夺了其女足分管权。

  在这种万分复杂的高层之间角力的局面下,“小卒”的马良行没能“三落三起”也成为一种必然。因为谢亚龙断不可能自己否定自己,将一年前被自己亲手废掉的马良行重新扶正。更何况,马良行还需要那么多权力,诸如组阁权等,就算是遭遇南勇这样的继任者也不会轻易撒手。

  而对于商瑞华,17年后重新圆女足主帅梦,已让这位正直的老帅颇多感慨甚至豪气干云:“就算是总局给女足减压取消了奥运会夺牌的指标,我肯定也不想只为了参与一次奥运会而去当中国女足主教练,如果能拿金牌,任何人都不会去捡铜牌。如果奥运会的时候交上一个白卷,我自己也会感到很没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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