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足球的名义纪念霍英东 他为中国推开国际足联大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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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rts.sina.com.cn 2006年11月02日15:49 足球-劲体育 | |||||||||
[序] 不应被遗忘的赤子 惊悉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亿万富翁霍英东先生病逝,除了惋惜,更有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想霍先生一生行事低调,以致他这一生中许许多多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都没有记载和流传开来。随着了解当年实情的人年纪越来越大,那一段历史几乎快被人遗忘。尤其是当年,他历经千辛万苦,帮助中国足球打破国际封锁,走向世界舞台的那一幕幕,更是值得日益走向改革开放的我们珍惜。 为此,本报特邀请新华社资深记者,曾利用驻港期间,多次深入采访霍英东父子的曲北林先生特为本报做此专题,以铭记这位中国足球历史上的功臣。而通过曲北林先生采访霍英东长子、中国香港奥委会主席霍震霆,以及霍英东早年的葡语翻译李高先生(现任中国澳门足球协会副主席),我们更加为霍英东当年如何怀揣赤子之心,施展个人魅力,时而惊涛骇浪,时而悄然无形地帮助当时受到国际体育界孤立、排斥、拒绝和封锁的新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的故事而感动。 香港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中国银行大厦,香港人都叫它"中银大厦"。霍英东的公司"霍英东集团"就在这座玻璃高楼的第58层办公。我对霍震霆的采访就在他公司的办公室里进行。别看这座大楼外表气象恢弘,可霍震霆的办公室、会议室简直可以用"寒酸"来形容。不仅每个屋子里都坐满了办公人员,就连走廊里也一个挨一个地摆满了员工的座椅。本来就不宽的走道,只剩下一个人通过的间距。到了这里,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过去只知道霍英东一掷10亿帮助北京亚运会盖英东游泳馆,知道他给中国的奥运会冠军发放巨额奖金和巨大的纯金金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资金也是靠一寸地方、一寸地方地省出来的。他对祖国慷慨的背后,是自己的节省再节省。 霍英东到底为我们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呢?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的长河中去吧。 霍英东1923年5月10日生于香港,少年时期家境贫寒,靠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翁。 1954年,已经31岁的霍英东迷上了足球。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爱好,后来对祖国和民族有多么重大的价值。他组建了有荣、卓然两支足球队,自己身先士卒,每年比赛300场。到了43岁的时候,他荣升香港甲级足球队员。1964年4月10日,霍英东代表东升队同实力强劲的杰志队比赛。霍英东上演帽子戏法,一人独进3球,终场以6比1大胜对手。第二天,香港报纸纷纷在重要版面刊登消息,称赞霍英东是“好波老板”、“波王东”。“波”在广东话里是“球”的意思。“东”指的就是霍英东。 1970年,霍英东竞选香港足球总会会长。他的竞争对手是在任会长王泽森议员。霍英东得到乙级和丙级球会的支持,一举成功。在霍英东之前,香港足总会长一般都是由社会上的名流贤达担任,而出身寒微的霍英东的当选,为国际体坛带来的震动和变化,却是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的。 中国全面退出国际体育组织 早在1910年10月,中国就有了全国性的体育组织。1922年,国际奥委会接纳中国成为会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际奥委会于1954年5月在雅典召开第49届会议,宣布继续承认中国的会籍。但是并没有对台湾问题作一个明确的了断。到了1956年第16届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某些负责人制造“两个中国”,允许台湾当局也派队参加奥运会,对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提出抗议,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宣布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此后中国各个体育单项协会纷纷退出所属体育组织,除了跟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还保留了一些交往外,实际上同众多的国际体育组织失去了联系,其中也包括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体育组织之一———国际足联。 率团突破“制裁禁令”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重返国际体育社会的时机已经成熟。 1973年5月13日至28日,霍英东以团长身份率领香港体育界参观团一行39人,先后到北京、上海、广州参观比赛。这是香港体育界与内地体育界的首次交往。霍英东也由此萌生了帮助祖国重返国际体育组织的心愿。 1977年,霍英东率领香港足球队赴北京参加亚非拉国际足球邀请赛。突破了国际体育组织禁止会员与非会员交往的制裁禁令。 霍震霆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当时国际足联很恼火,多次责令香港足球总会取消访问内地的计划。为了平息他们的批评,霍英东父子飞到瑞士,请国际足联秘书长吃饭,用非常友善的态度化解矛盾,使得国际足联没有继续采取强硬态度。 说着,霍震霆翻开当时留下的老照片,我们看到,当时香港代表团使用的还是英国的米字旗。这也正是国际足联里的一些人,为什么要向霍英东施加压力的原因。 霍英东等香港体育界人士到内地比赛,一方面把中国受孤立的问题在国际体育组织里明朗化,引起各个方面的关注;另外也有把生米煮成熟饭,在事实上突破国际体育组织禁令的作用。 为了将香港与内地的交往用某种形式固定下来,霍英东于1978年提出了创办一年一度的省港杯的设想。至今,省港杯已经举办了23届,它的吸引力也远远不如创办之初那么强烈了。但是它的诞生在当时却为中国体坛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拂面而来的是清新的风。 1979年1月21日,霍英东率领香港队在广州打了第一场省港杯。一周之后,广东队来到香港,打客场比赛。当时的港督麦理浩都到场观战。省港杯的国际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法兰克福出师不利 1974年6月11日国际足联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代表大会,阿维兰热当选国际足联主席。当时他跟当任主席英国的斯坦利·罗斯勋爵(sir.Stanley·Rous)竞争。罗斯是个英国贵族,比较保守。直到他这一届,所有的国际足联主席全都来自欧洲。很多欧洲委员不希望看到一个拉丁美洲的人当选,中国问题,就是他们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的问题之一。 霍英东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和国际足联执委的身份参加法兰克福会议。他在跟罗斯交换意见的时候,再次提出取消台湾地区会籍的问题。罗斯以前一直都不同意以把台湾地区赶出去为前提条件来恢复中国的席位。但是为了换取亚洲足联的支持,他也做了让步。他同意把中国问题提交大会讨论,而且再退一步,给了霍英东一个许诺,即只要有简单多数的委员支持霍英东的提案,就可以恢复中国的席位。这个让步应该是不小了,因为当时国际足联的章程本来要求3/4多数通过,才可以接纳新会员。可惜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简单多数,当时也没拿到。新中国受孤立程度可见一斑。 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基本失去了同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外界对中国了解不多,而要求国际足联首先驱逐台湾地区,然后我们才进来的强硬要求,一时还得不到多数委员的理解。台湾地区的代表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他们利用中国球王李惠堂的名气,在当地请国际足联的委员们吃饭。霍英东和霍震霆也请大家吃饭,来的人反而不是很多。 3次3/4“收复”亚洲 那一次的失败,使霍英东感到恢复中国席位的工作,比想象的要艰苦得多,道路要漫长得多。他决定返回亚洲,从基础比较好的亚洲先取得突破。 1974年9月,第七届亚运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又一轮交锋开始了。 1973年,亚奥理事会在泰国首都曼谷开会,研究亚运会的问题。东道主伊朗认为,没有中国参加,不能算是真正的亚运会。这一主张得到了亚洲多数会员的支持,于是亚奥理事会向中国发出邀请。中国后来同意参加,而这时,中国尚不是亚奥理事会的成员。 亚运会横跨9月和10月。霍英东到达德黑兰后,得知各个代表团的负责人都住在希尔顿酒店,他当即决定搬到希尔顿酒店住,以便接触,加强沟通。 9月14日,亚足联开会讨论中国恢复会籍的问题。当时的亚足联主席是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他的基本态度是亲台湾的。当时霍英东是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的身份出席会议。 9月13日,霍英东和霍震霆提前一天,赶在东姑拉曼到达德黑兰,想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先同东姑拉曼沟通一下。可惜直到深夜东姑拉曼才达到。紧接着又参加执委会筹备会议,会议结束时,已经很晚了,东姑拉曼直接回自己的房间关门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霍英东便找东姑拉曼谈,希望他同意讨论中国加入亚足联。对方反应冷淡,说根据章程,任何提案要提前60天提交亚足联秘书处,才能在大会上进行讨论。东姑拉曼对霍英东说:“这次就算了吧。” 出师不利。霍英东虽然心有不甘,但是一时也找不到打破僵局的办法。后来事情出现新的转机,却是从东姑拉曼的习惯———中午一定要午睡开始的。 霍震霆说,东姑拉曼有个习惯,中午一定要午睡。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再次认真研究了亚足联章程。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若有3/4以上的与会者提出议程以外的问题,则可以把这个问题视为紧急事项,作为临时动议,列入大会议程。” 霍英东马上找伊朗和科威特的代表商量,他们决定在下午复会以后,以临时动议的形式,再次提出恢复中国会籍的问题。 一觉醒来的东姑拉曼虽然反对,但是在多名委员的坚持下,不得不作出让步,勉强同意投票表决。 在投票前一刻,细心的霍震霆突然发现会场里有一个来自台湾的人。他回忆说:“我马上过去查问。伊朗当时已经跟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不会给台湾代表签证,让他们来德黑兰参加亚运会的。他说他是绕道前西德申请的签证。我问他拿的是什么性质的签证,他说是旅游签证。我马上找伊朗的代表艾弗里,要求他把这个来自台湾的人请出会场。”(这个胖胖的艾弗里就是后来在中国发展得非常成功的国际体育管理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参与了中国建立足球联赛、篮球联赛和排球联赛的进程,这是后话)。 投票表面上井然有序地进行,而实际上霍英东能够听到狂风骤雨,电闪雷鸣。要得到3/4的票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票的3/4是26.25票,因为不可能有0.25票,实际上要超过3/4需要27票。 投票的结果是28票赞成,7票反对。仅仅多出一票。如果台湾代表参加投票,再挖走一票的话,赞成的票数就将刚好是3/4,而不能超过3/4。那样的话,就至少要再等两年才能重提中国恢复席位的问题。 还没有容得高兴,东姑拉曼又提出新的问题。他说,按照亚足联章程,只有国际足联成员,才有资格加入亚洲足联。 幸亏这时霍英东已经熟知了亚足联章程,他据理力争说,亚足联章程同时也说,只要有3/4会员同意,章程是可以修改的。他同几个代表一起提出将有关条款改为:亚洲足联不限于吸收国际足联成员,凡曾被批准参与亚运会足球比赛者都可以被吸纳为会员。 东姑拉曼同意表决,但是这次不再采用无记名投票,而是举手表决。别以为这只是表决形式的改变,这形式一变,形势也许会跟着变。无记名投票时,代表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而在东姑拉曼的眼皮底下举手表态,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第二次投票下来,仍然有3/4的代表举起了手,再次惊险过关。 两个让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3/4,仅仅还是外围战。真正决定中国恢复席位的决战还在后面。因为中国坚持要首先取消台湾地区的席位,中国才肯加入。大会进入第三次投票,委员们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是否同意取消台湾地区的会籍。 这一次,依然举手表决。当时不少代表都欢迎中国加入,但是对于把台湾地区的席位取消,则持有保留态度。霍震霆说:“当时台湾地区说,他们是创始会员(foundingmember),又没有犯什么错,同时也不反对中国进来,为什么要开除他们?”不少不明真相的委员,觉得他们讲得也有一定道理。 第三次投票,还是有刚好超过3/4的人举手赞成,至此,中国恢复亚洲足联的席位,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霍英东将事先填好的中国足协申请加入亚足联的表格及时交上,其他的问题就只是手续上的了。霍震霆说:“表决通过以后,我赶忙出来找何振梁,当他进入会场的时候,代表们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一天之内,三次表决,一次比一次难度大,而最后却能三次都以刚刚超过3/4的票数安然过关,在国际体育史上,这样的事例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 在伊朗亚运会期间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参与发起成立亚洲水上运动(游泳、跳水、水球)联合会和亚洲手球联合会,并在足球、羽毛球、体操、举重、摔跤、自行车、射击、田径8个亚洲单项体育组织中取代了台湾地区的位置。亚洲击剑联合会也接纳中国为其会员。在乒乓球、击剑、举重、体操、田径教练、射击5个组织中,来自中国的代表还担任了领导职务。所有这一切,都是霍英东和霍震霆等人协同中国的体育部门亲力亲为的结果。 一鼓作气重返国际大家庭 中国恢复在亚足联的席位后,亚足联秘书长高有德(马来西亚人)给国际足联写信,说亚足联取消台湾的会籍不合法。国际足联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好在当时亚足联内部比较团结,特别是伊朗和科威特的会长,当时都被称为是强人。他们坚决顶住国际足联的压力,坚持保留中国的席位。 霍震霆说:"当时国际足联经常召集亚足联的人开会,要求亚足联更改德黑兰会议的决定。而亚足联也经常开会,研究对策。那一段时间,会议特别多。记得有一年的大年初一,我跟父亲一起飞到德黑兰去开会。几个小时的会一开完,我们马上返回香港,因为过节在香港也还有很多事情。恰巧飞回香港的飞机,正是送我们来的那一架。飞机上的小姐说:'咦,你们不是刚刚下飞机,怎么又回来了?'" 霍震霆说:"那段时间,会议特别多,可以说开了无数次的会,到底哪次会议在哪里开,每次会议解决什么问题,我实在记不很清楚了,除非一些特别重要的历史时刻,一般的,就全都记不起来了。" 面对团结而且强硬的亚足联,国际足联一时也无计可施。霍震霆说,当时我们先进来了,国际足联虽然不承认,但是既然进来了,让我们再出去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国际足联的工作我们可以慢慢再做。 阿维兰热竞选国际足联主席之前就是霍英东的好朋友。对于恢复中国席位的问题,他一贯采取支持的态度。他保证一旦当上主席,一定妥善解决中国的会籍问题。 霍震霆说:"阿维兰热说到做到。记得有一次国际足联执委会在阿根廷开会,一些委员在中国问题上跟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欧洲代表要求他表态,不得将台湾地区赶出国际足联。会议从上午开始,一直开了7个多小时,最后阿维兰热说,'如果你们不给我留下回旋的余地,我只能辞职'。" 所有的问题都僵在要不要把台湾地区赶出去的问题上。当时的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的态度。有些跟我们关系好的国际体育组织,干脆把台湾地区取消会籍了事,而一些亲台湾地区的运动项目则坚持把10亿中国人民拒之门外。绝大多数的体育组织都处在观望之中,希望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霍英东多次邀请阿维兰热访问中国,无数次地探讨,磋商,试图为中国恢复会籍的难题找到解决方案。 1979年10月16日,国际足联在瑞士苏黎世召开执委会。会上阿维兰热提出了让台湾地区以"中国台北"的名义留下来的方案,获得通过,台湾地区也表示接受。当日国际合众社发自伦敦的消息称,中国恢复国际足联席位,台湾地区以中国台北的名义继续留在国际足联,这个解决方案是一个重大突破。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说,国际奥委会也将采用同样的模式解决台湾地区会籍的问题。 如果用多米诺骨牌来形容中国返回国际体育组织的进程的话,国际足联的决议,是被巨手推倒的第一块有分量的,足以引起雪崩式反应的牌。中国从此全面返回国际体育社会。奥运会零的突破,中国2008年申办奥运会成功,王治郅加盟NBA,直到中国足球队打进世界杯决赛周,这一页一页的辉煌,全都从中国重返国际体坛开始。 并非每个人都理解霍英东 要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阻力有很多,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国际,有的甚至还来自中国内部。 1974年,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很多事情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很多现在司空见惯的事情,那个时候都是危险的"地雷"。比如,跟外国人接触、甚至有海外关系的人,很容易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在国际交往中,一些具体办事者对霍英东父子热情招呼国际体育组织的官员们不理解。 霍震霆回忆说:为了帮助中国打开国际体育组织的大门,霍英东邀请阿维兰热等一批国际体育组织的官员去中国访问。其中有一个是国际足联的秘书长Kiser。 负责接待的中方人员,认为Kiser对中国不是很友好,在接待的过程中,就有所表露。比如,当时没有什么重要的官员到机场去迎接他,开会的时候直接指责Kiser分裂中国,在北京饭店故意给他一个小房间。 Kiser到霍震霆的房间一看,见到霍震霆的房间不仅宽敞,而且是个套间,他就很不高兴。敏锐细心的霍震霆及时发现了问题,赶忙机警地对Kiser说,饭店弄错了房间,把原来安排给你的房间,给了我。他当即就跟 Kiser调换了房间。当时北京饭店的服务也没有现在这么好。到了晚上就没有饭吃了。霍震霆自己请Kiser等人宵夜,饭桌上Kiser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他说:"中国现在还不是会员,对我们就这么不好,一旦当了会员,怎么得了?" 保住香港席位扩大中国影响 香港回归前,亚洲足球联合会的一些人讲,香港既然回归中国了,香港足总就应该归属中国足协,在国际上也就不应该再占有一席之地。面对这种压力,霍英东先生再次找李高等人商量办法。李高讲,英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他们在国际足联里有4个席位。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都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各自独立地加入国际足联,拥有独立、平等的投票权。 霍英东先生委托李高找阿维兰热主席沟通一下。李高通过电话,便把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的特殊情况和作为亚洲足球联合会的创始会员之一香港足总希望在回归后,依旧保留独立代表资格的意思跟阿维兰热先生说了。 阿维兰热主席说,这个问题需要拿到国际足联里讨论一下,并且让李高等他的回音。不久,阿维兰热先生回复说,香港可以保留它在国际足联里的会籍,澳门回归以后,也可以照香港的模式,保留其国际足联席位。阿维兰热的话,让霍英东吃了定心丸。 1997年4月5日,国际足联秘书长布拉特在香港宣布,香港回归之后,香港足球总会在国际足坛的独立地位不变,仍然享有完全的会员资格。 7月3日,前来香港观看回归杯比赛的阿维兰热主席又亲口向霍英东先生保证,香港足总回归以后的国际地位不变。 12月3日,国际足联在法国马赛举行执委会会议后发表正式声明说,国际足联执委会再次确认,作为国际足联的正式成员,香港足球总会将和在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中一样,继续保持其独立地位。 之前,国际足联执委会下属的法律事务委员会曾就此事听取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并进行了研究,然后向执委会作了汇报。 该声明还责成"亚足联对香港足总将来的活动进行澄清"。次日,在香港作非正式访问的亚足联主席艾哈迈德沙阿亲王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他表示,香港足总是亚足联大家庭的一员,亚足联将全力支持香港足总工作,实际上表达了对香港足总回归后独立地位的认可。 李高说,在国际足联里,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北加起来有4票,和英国一样多。在国际足联里,特别是在亚洲足联里,我们中国人的4票是相当有分量的。 [跋] 最后的印象 最后一次见到霍英东先生是在2004年的春节。按照每年的惯例,一到春节,霍英东就会在酒楼摆下几十桌酒席,邀请全香港体育界的人士"打春围",也就是新春酒会。每年的春节,霍英东都会在这样的场合历数当年中国体育的巨大成就,抒发自己的自豪感。就是在这次酒会上,我有幸看到霍英东先生的过人之处。 霍英东一向行事低调,外界很少知道他为何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有人说他是靠在朝鲜战争期间冒着风险偷偷地给中国运送"受封锁物品"而发家的,也有传言说他是靠独家代理香港的建筑用沙而富有的,霍英东先生自己曾经把他在世界上首创了"卖楼花",也就是现在的出售期房这种房地产经营模式归结为他白手起家的根源。 回到2004年春节的"打春围"。当霍英东先生照例赞美完祖国的成就,宣布开席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时,按照各个大洲轮换原则而当上国际篮球联合会主席的程万琦先生突然走上主席台。他手里捧着一个篮球,上面写着"香港体育之父"几个字,他说要把这个篮球献给霍英东。 这个突如其来的"自选动作"让霍英东一怔。本来乱哄哄的大宴会厅也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大家都知道,霍英东一向行事低调,当着如此多的人接受这份礼物,显得他有些托大,而这绝不是他的为人和作风。如果不收的话,当着这么多的人拒绝程万琦那将让对方颜面扫地。霍英东捧着篮球看了看,脸上挂着微笑,略作思索,立刻有了主意。他对大家说:"我的儿子(霍震霆)是香港奥委会的主席,我是他爸爸。这样说我也算得上是体育之父了。谢谢,程主席。"他的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让凝固的空气突然放松了。霍英东处理棘手问题时的机警和举重若轻,让人多少明白了为什么他能够有超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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