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足京沪情仇：铿锵玫瑰 “战争”中盛开和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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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铿锵玫瑰 在“战争”中盛开和衰败

　　时光倒退4年，当时还是上海女足主教练的马良行，带领球队在北京战平了王海鸣率领的北京女足。赛后，两位主帅带着微笑握手，他们在发布会上说的话也如出一辙：“希望关注女足的人越来越多！”那天晚上，王海鸣还特地打电话给马良行，要尽地主之谊。

　　4年后的2005年深冬，两人又出现在了女足选帅的“面试会”上。“面试”结束后，两人在接受采访时，也尽可能地抬举对方。可以说，这一次的京沪教练在国家队主帅位置上的争夺，是一次公开、公正的竞争，是一次“和平”的斗争。然而，女足帅位之争的历史历史可就没有这么平和了……

　　马元安和马良行是中国女足历史上最优秀的两位教练。2002年年初，马良行取代了马元安的女足国家队主帅位置。而就在几天前，有意复出的马元安也一度和马良行成为了女足主帅的竞争者。他们之间在外界看来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权利争斗，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发生过不快或冲突。如果非要说矛盾，他们也不是矛盾的发起者。

　　2002年马元安下课后，他的“敌人们”留下了“政变成功”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对老马下课前后足协领导、女足主帅位置斗争的最好解释。“政变”结束了老马在女足帅位上长达9年多的历史，并将一直觊觎国家队主帅位置的马良行送上了宝座，使小马成为了终结一段历史恩怨的人物。巧合的是，“政变”前小马(2001年九运会结束后)刚刚辞去他在上海女足长达8年的主帅位置。但那时的小马并不具备撼倒老马的实力，也并非他把老马从主帅宝座上拉下来。与其说是小马在2002年“倒老马”成功，不如说是失去了1999年光环和足协高层保护伞的老马，必然要为前些年的权势争斗付出代价——不管谁是谁非，也不管谁是受害者，谁是得利者。

　　而造成历史恩怨的导火索，是王俊生的“独断专行”，也是1997年的八运会京沪女足争霸时马元安的“揭黑”风波(“揭黑”直接针对的是当时负责裁委会的张健强和技术部的金正民)。

　　尽管马良行在2002年彻底推翻了“马元安时代”，但两人后来都能够平静地面对曾经的历史。2002年年初老马下课后，他以总教练的身份辅助主教练马良行，直到2003年

　　与老马的洒脱相比，小马对前辈也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并经常虚心向老马求教。他说得最多的话是：“老马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我学习和借鉴。”因此，今天，当女足选帅尘埃即将落定时，马元安辅佐马良行的格局很可能再次出现。人们不必担心老马和小马的合作。

　　如今的“马王”之争，以及曾经的“老马”与“小马”之争，客观上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中国女足的主帅位置，是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天下。当然，这与京沪女足先后称霸中国足坛，有着必然的联系。而早期的中国女足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前一年地方队冠军的主帅，担任国家队主帅。依靠这样的“潜规则”入主中国女足的，有商瑞华、马元安。

　　1987年，商瑞华率领北京女足夺得全国冠军，第二年，他就正式入主中国女足。1991年，中国女足在首届世界杯上未能进入四强，没有完成赛前的目标，商瑞华因此下课，接替他的是他在北京女足的助手马元安。马元安上任的理由也很简单：在1990年至1992年期间，他率领北京女足4夺国内冠军。1992年年底，冠军教练马元安上任。2002年年初，马元安下课，接替他的是上海人马良行。而在1994年至2001年期间，马良行率领上海女足几乎包揽了国内各项赛事的冠军。最近两年里，王海鸣之所以能够以教练组长、代理主教练等身份执教中国女足，也恰恰是因为他率领北京女足夺得了国内比赛的冠军。

　　男足教练张海涛、裴恩才在女足国家队帅位上的短暂就任，并不能打破女足的传统和历史规律。因为，上述两人的上任，是足协相关领导人掌管女足后破例提拔的结果，不仅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也让所有人认识到了“让男足教练带领女足”这一改变历史规律的做法，注定是一个错误。

　　一个广告便毁了师徒情分

　　中国女足历史上的主帅，大多是北京人和上海人，而国脚的主体同样也是来自京沪。在京沪教练和京沪国脚的交往方面，既有过感人的师徒情，也出现过师徒不和、甚至反目的不愉快场面。

　　孙雯的崛起，首先要感谢的是北京籍国家队主帅商瑞华，是他把17岁的孙雯选进国家队。当时，孙雯无论是身体条件还是技术都不够成熟，但商瑞华还是力排众议。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孙雯的位置与当时的老队长李秀馥有些重叠，考虑到锻炼年轻队员，商瑞华特地找到时任足协主席的年维泗，让他帮忙为李秀馥安排好出路，给孙雯腾地方。1990年北京亚运会，第一次参加大赛的孙雯表现并不理想，但商瑞华依然将她列进了1991年世界杯的18人名单中。

　　商瑞华后，北京人马元安接任女足主帅，他也同样重用孙雯。但在中国女足取得1999年的辉煌后，这对师徒因为一件事闹僵了：2000年初，

　　除了孙雯外，还有一个上海籍球员与马元安曾反目，她就是水庆霞。与孙雯不同的是，水庆霞抱怨的是自己在国家队一直得不到重用，时间久了，老马成了水庆霞心里的“阴影”。后来水庆霞离开国家队，师徒即便重逢，也当没看见。

　　不过，马元安并非与所有上海籍国脚不和，他与浦玮的师徒情意倒是值得一提，并且颇有些类似于当年的商瑞华与孙雯。浦玮是在1998年被马元安破格召入国家队的，那时的浦玮还不足18岁，和孙雯第一次进国家队时年龄相仿。当时浦玮只是一名体校的队员，还没有进入上海女足。但她入选国家队后没几个月，便成了主力。1999年世界杯，浦玮成为主力右前卫，并一炮走红。当马元安淡出国家队后，浦玮为国家队继续效力了三年，便心灰意冷地主动退出了国家队。而此时的她正是足球生涯的最高峰。据悉，浦玮重出江湖的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恩师马元安复出，并出面挽留。

　　马良行上任后，由于多名马元安时代的老队员相继退役，因此老马并没有过多牵扯进曾经的恩怨中。当然，小马对上海籍球员的爱护和重视，也是众人皆晓的。马良行与孙雯良好的师徒情，在圈内也被传为佳话。2000年奥运会后，尽管马元安依然执掌球队，但孙雯退出了国家队。但在马良行接手国家队后，孙雯听从了小马的召唤，重新复出，直到2003年世界杯结束。而在近期女足选帅的关键时期，孙雯也公开声援恩师马良行，称“马良行是目前中国女足最合适的主教练人选”。

　　那么多球 是谁传给她的？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女足运动诞生至今，人们常用“京沪国脚半边天”来形容京沪球员在女足国家队的地位和人数优势。

　　1985年国家队成立时，北京女足人数尽管比较多，但核心球员是辽宁人李秀馥。三年后，北京人商瑞华入主中国女足后，由于此时正是北京女足强盛时期，因此中国女足成了北京人的天下。最多的时候，北京籍国脚达到了10名，占全队的1／2！那时有名气的北京国脚有：刘爱玲、温莉蓉、王红、马莉、张红红、董艳玲、李飒等人。随着李秀馥等最早一代国脚的逐渐淡出，北京人成为女足国家队的核心力量，从1992至1995年，北京人王红担任国家队队长。而1989年前，国家队只有一个上海籍球员，她就是水庆霞。1989年，顾平娟成为国家队历史上第二位上海籍球员。1990年，17岁的上海姑娘孙雯加盟中国女足。

　　在1991年第一届女足世界杯上，北京籍队员有马莉、刘爱玲、温莉蓉、李飒、张红红、朱涛。而上海籍球员只有水庆霞和孙雯。1995年第二届世界杯，上海球员增加了中卫谢慧琳，此时的北京籍球员有刘爱玲、温莉蓉、满艳玲、李影。

　　自1995年世界杯后，上海国脚的数量明显增多。原因很简单：上海女足从1994年开始逐渐强大。这之后先后入选国家队的上海籍球员有：高宏霞、赵燕、莫晨月、王静霞、孙琦敏、浦玮。但北京女足同样源源不断为国家队输送过人才。除了刘爱玲和温莉蓉一直担当绝对主力外，先后加盟国家队的有刘英、金嫣、樊春玲等人。到了1999年第三届世界杯，京沪国脚在人数方面打成了平手。北京国脚有刘爱玲、温莉蓉、刘英、金嫣、樊春玲，而上海国脚有孙雯、浦玮、高宏霞、王静霞、谢慧琳。但在地位上，北京女足还略有优势。四名北京籍国脚担当主力，而上海国脚只有孙雯和浦玮打主力。

　　自2000年奥运会中国女足走下“神坛”后，这支队伍进行了大换血。但京沪国脚的整体优势更加突出，接近总人数的1／2强。直到2002年年初马良行上任后，上海籍国脚人数才明显增加。2003年世界杯，上海籍国脚有孙雯、浦玮、高宏霞、赵燕、潘丽娜、孙睿，而北京国脚有李洁、刘英、滕巍、任丽萍。上海籍国脚首次压倒北京，成为国脚第一“大户”。即便在裴恩才时代，北京国脚和上海籍国脚依然是主力军。

　　而在国家队内部，京沪国脚也一直是相对独立的群体。平时的训练和生活中，上海籍和北京籍的球员大都各自活动。尽管如此，京沪国脚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唯一不和的声音出现在1999年世界杯后。孙雯赢得金靴奖，赢得了过多的荣誉，传言一位北京籍大牌球员曾私下不太高兴地说：“她拿了那么多荣誉，但看看那么多球是谁给她传的？”另外，不少当年的女足国家队教练都透露，相比于上海国脚，北京国脚之间更团结一些。“在马良行上台前，上海女足之间倒是并不够团结。像孙雯，她是独来独往的。”

　　动手事件 永载史册

　　1997年在上海举行的八运会女足决赛，是一场可以载入史册的比赛。这场比赛的争斗双方是京沪女足，而是役台前幕后所爆发的一系列风波，不仅导致马元安日后在国家队陷入被动，也导致了足协内部领导层之间的矛盾。

　　那场比赛后，北京女足队员追打裁判引发了剧烈的风波。赛后，兼任北京女足主教练的马元安厉声“揭黑”，指责足协的不公正行为。老马的“揭黑”令足协相关方面的领导“很没面子”，而当时主管裁判工作的是张健强，负责女足工作的是技术部主任金正民。因此，金正民在足协大楼里与马元安吵架甚至相互推搡，就不足为怪了。足协很多工作人员当时都亲眼目睹了那次争斗。一天，马元安前往足协与外事部的王彬交谈。这时，技术部主任金正民恰好撞见老马，他当面斥责老马：“你是国家队教练，怎么能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说那样的话？”两人争吵越来越激烈，还动手推搡起来，差点大打出手，幸被足协工作人员阻拦。

　　不过，八运会决赛闹事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争吵事件，并不是日后矛盾的唯一导火线。矛盾的另一个源头，在于当时手腕强硬的足协“掌门人”王俊生直接领导女足国家队，客观上架空了中层干部对女足国家队的领导权，导致诸多官员不满。由于当时金正民名义上是女足国家队的领导者，但老马却只听从王俊生，很多事情都“越过”了金正民，使得金很是不快。有一次，金正民当面责问老马：“国家队到底归谁管？”老马的回答是：“原则上归你管，但是给我任命书的是王俊生。”

　　几年后，张健强改当女子部主任，金正民也从技术部卸任，成为女足国家队技术顾问，两人对女足国家队有了相对直接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一直支持马元安的王俊生下台。尽管还主管女足工作，但毕竟老王已经失势，马元安当然也就失去了“庇护伞”。那段日子，王俊生日渐受到足协中层的压力，他多次无奈地叹息道：“健强他们和我的意见不太一样……”

　　更重要的是，此时马元安统帅下的中国女足正日渐走下“神坛”。2000年奥运会，小组未能出线；2001年，不仅连续4次败给从没输过的朝鲜队，甚至失去保持了15年的亚洲杯冠军；2002年年初，在广州举行的女足四国赛上惨遭垫底命运。那次赛事，金正民作为技术顾问一直跟队。而张健强则特地组织了一个“技术调研组”，将马良行等女足主帅的候选人集体拉到了广州。用“保马派”人士当时开玩笑的话说：“对手安插在我们身边了……”值得一提的是，那次赛事还没开始，老马就私下对一位好友感叹道：“我估计我在这个位置上快差不多了……”赛事结束后，国家队在黄埔继续集训时，有一天，某足协官员突然带着马良行、欧阳耀星、钟红莲出现了，马元安当即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当在足协正式宣布老马下课时，一位与马元安相熟的足协工作人员给老马打来电话：“我听到了，有人说了四个字：政变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