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白国华报道 对于陈玉良来说，全运会是一种情结。作为运动员，他踢过三次全运会，1975年，他参加了三运会少年赛，1979年和容志行一起参加了四运会，1983年参加了五运会；作为教练，他在八运会上带领广东队获得亚军，九运会获得第四名，而这一次，临危受命的依然是他！“又是三次”，陈玉良笑呵呵地说：“没有办法，和全运会是干上了。”
“凡事但求问心无愧”
“临危授命”这个词是朋友送给陈玉良的，因为谁都知道广东足球是如何的一个现状，实际陈玉良很清楚，在2001年带领广东九运队参加了在家门口的比赛获得第四名，依然打进四强，但是陈玉良却一直忧心忡忡：“广东足球早已今非昔比了，尽管我带队在八运会、九运会均打入前四，但我清楚，八运会、九运会的广东队实力与以往有了明显差距。这种整体性的滑坡，源自有发展潜力的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匮乏。”这种足球人才的匮乏是致命的，陈玉良解释说：“以往广东的足球青训基地主要有梅州、广州和湛江三大块。尽管广州后来另起炉灶，但梅州和湛江两地仍向广东队输送了大量的足球人才，这也是广东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仍居国内前列的主要原因。随着广东队在足球职业化进程的落伍，球队成绩直线下滑落入甲B，最终被出售不复存在，梅州、湛江这两个足球发达地区也就失去了输送球员的目标，原本较好的青训系统大受影响并逐渐凋零。本届省运会足球赛，梅州队无缘决赛，湛江队更是四强不入。青训体系的凋零，反过来拖了一线队的后腿，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这个现象在1999年体现得很明显，当年广东宏远队出售给青岛以后，马上用得到的钱在外省买了两批队员，然后以这两批队员为主在2003年成立了东莞南城俱乐部，之所以到外省去买球员，是因为东莞宏远觉得外省的球员好而且便宜，广东人自己抛弃了广东人，这是市场化的一个必然选择。如今广东十运会里有八名南城队员，他们来自天津、山东、大连、沈阳，陈玉良第一次说起了普通话。而湛江，陈玉良数着指头，终于找到了一个队员——何聪。
胖胖的陈玉良在训练结束后很高兴地在队员面前玩起了脚法，有几个队员看得很出神，吐吐舌头：“我们玩得还没有他好呢！”陈玉良很坚韧：“说临危授命也罢，皇命难为也罢，我做人但求问心无愧，把这个队伍带好就是了，希望打出个好成绩，让大家满意。”
卢琳成了典型
陈玉良现在不断地要做队员的思想工作，尤其是两个来自名峰的队员李本舰和卢岳。两个人的“婆家”已经解散了，又譬如广东青年队的四个队员，他们从进省体校的那一天起，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全运会，冠军到手之日，就是各寻前程之时。陈玉良说：“我不断地给他们讲，你们踢好了，奖金也不会少，就有队伍看中你，每年全运会结束以后，都有一大批队员走上职业队，路是自己走的，如果踢不好了，你们只能自己找出路，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但是，这些年的辛苦就白费了。”对于李本舰，陈玉良觉得颇为可惜，李本舰是和蒿俊闵等人一起参加了在芬兰举行的世少赛，如今蒿俊闵大红大紫，而李本舰现在却前途迷茫。
于是，陈玉良不断地用卢琳的例子来鼓励大家：“你看卢琳已经踢出来了，广州队的主力，还入选了国家集训队，但是他在训练中还是兢兢业业，把全运会看得很重。要记住，你们是代表整个广东省比赛，而不是代表你们自己的俱乐部来比赛！”实际上，全运会有多重，在陈玉良当运动员的时候是不成问题的，那个年代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代表自己的省去参加全运会是一种无尚的光荣。而现在不一样了，他的队员有中超的、中甲的、乙级的，有主力的、有替补的，打完比赛就得回俱乐部，他们还得考虑一下两者的平衡，而陈玉良还要调配来自各个阶层的队员的积极性，让他们拧成一股绳，虽然很多假设都像望梅止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