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知青罗梅罗曾来华教球--供着孔子像 狂想中国

　　在卡萨布兰卡旅店里找到罗梅罗先生很容易，因为这里压根就没有多少客人，总体环境如同大仲马笔下兵荒马乱从马赛到巴黎路边的杀人野店。店虽然小，但这里有一个全南美最聪明的侍者，见到记者的东方面孔，直接就在纸上写了一个房间号码。于是，穿过窄窄的通道，我再次见到了罗梅罗——胡里奥·戈麦斯·罗梅罗。开了门，他字正腔圆地用汉语说：“你好。”

　　对于这个60岁的秘鲁老头标准的汉语发音，任何人都不必奇怪，因为他在中国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如果那时候的中国人习惯像南美人一样开玩笑，他一定还会说“吃了吗？”——在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罗梅罗说，没有一个中国人跟他说一个中国笑话。他有点奇怪，他只想到了一个原因，他是去中国教授足球的，不是去学相声；但是他忽略了另外一个原因，他身边有幽默感的中国人很多，但是说西班牙语或者英语的人少之又少。

　　前一天通过翻译的交流，罗梅罗显然和记者已经很熟悉了。这是9月19日的下午，外面人声鼎沸，体育场马上要开始加纳和哥斯达黎加的比赛，然后是中国和东道主秘鲁的。我们通过简单的英语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侃大山。罗梅罗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带子，显然是一个普通的手机带子，但是手机却藏在薄毛衣的里面。这符合特鲁希略的治安状况，像他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老者，百米速度已经退化到30秒，出门亦无左轮枪可佩，手机一定要藏好。

　　“我很矛盾”，罗梅罗说，“因为我既想给中国加油，但又得注意我是一个秘鲁人。”

　　吴策力特鲁希略报道

　　他的房间阳光很好，但头皮也无法反光。记者从秘鲁打电话回成都，采访曾经在他手下当过球员的前四川国脚刘斌的时候，他说，“19年前他就是一个光头。”停顿了一下后，刘斌补充了一点，“胡子很好看，像德国漫画《父与子》里那个父亲。”

　　19年前，当罗梅罗从利马取道圣弗朗西斯科，然后抵达上海的时候，阳光还是这样好；当他转飞到第一个工作的城市济南的时候，阳光亦然这样好。但这时候的罗梅罗都要疯掉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周都是白天的日子，和接机的人握手之后，他几乎想就地躺下睡觉。

　　1986年3月，像罗梅罗这样来到中国的足球教练还非常少。中国方面率先派出了8名教练到秘鲁，作为交流，秘鲁方面自然也要派出自己的人员。中国派出的有乒乓球还有田径教练，秘鲁考虑到本身的特点，找到了罗梅罗。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罗梅罗很自豪地说，“因为我懂一点点英语，一点点意大利语，一点点葡萄牙语。”

　　那年头的中国足球还不会满足外教动辄西餐或者五星级酒店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梅罗真正开始当了一回中国人。第一次坐在餐桌上，当桌子几乎都被摆满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不是开胃菜，而是食物的全部内容。“粥，大蒜，榨菜，米饭，我认识的还有面包，虽然不太像我们的面包，但是有总比没有好。我看到一个瓶子里装的是牛奶，一喝，不是，后来他们说，这是豆浆。”不过，豆浆和煮鸡蛋，成为了罗梅罗最喜欢的食物。

　　罗梅罗1990年代写了一本《五人制足球的训练》，实际上这些训练内容在中国的时候都已经试用过一段时间了。他在山东队青年队待了6个月，第一次见到队员们的时候，他有点吃惊：“中国人的身材非常棒，不过，我能感觉到，他们受到英格兰和德国的传统影响太大了。”2005年9月16日，罗梅罗出现在特鲁希略球场上观看中国国少的第一场球，他说，“一切都好像没有根本的变化，中国队员不及对方的球员头脑灵活，他们的打法太生硬了。”

　　记者注意到，虽然罗梅罗一直都说自己在山东青年队做过主教练，实际上他更多的还是一个顾问，并没有得到直接管理球队的权力。这一点，随后他在昆明和中国青年队一起训练的时候仍然如此。因为那支球队里面的球员后来不乏国家队队员，但是他们都很难说出罗梅罗的更多细节，只是说，“他是一个顾问。”而罗梅罗也很难记得哪一个运动员的名字。

　　在山东的6个月使罗梅罗成为了一个中国人。他每天8点起床，然后吃上一堆油条，喝点稀饭咸菜，然后到球场上看他的球员，或者在办公室里和中国同事交流。罗梅罗不会读中国报纸，但是他喜欢翻看上面的漫画。他有点像到延安的斯诺，对是否有人说领导的笑话很好奇。那一年的夏天，山东足协派人和他到黄河故道游览了三天，罗梅罗第一次到了中国的农村。“水的确是黄的，但是感觉很好。”在秘鲁，他推荐记者去特鲁希略附近的CHANCHAN游览一下，因为该地有历史超过500年的土城建筑。在中国，他见到了很多同样颜色的农房，虽然规模不像CHANCHAN那样大，但是风格比较类似。

　　让罗梅罗感觉更好的是昆明，罗梅罗和肖笃寅在中国青年队一起工作，那时候陈成达也和他是朋友，海埂基地成了罗梅罗的家。海埂的一种树和他在秘鲁老家的一样，而且这里海拔更高，这和罗梅罗的故乡也非常相似。那一年中国青年队在广州的亚洲青年比赛里获得了第一名，罗梅罗为自己能够尽一份力感到非常光荣。毕竟，一个月薪500美元的教练，要看到自己的工作有成绩，才有心理上的慰藉。

　　每个月的月薪罗梅罗几乎没有用过，他每个月最大的奢侈就是给秘鲁打一次电话。众所周知，那个年代的越洋电话价格惊人，罗梅罗其他时候唯有写信。他的箱子里装了几本西班牙语小说，被他看得倒背如流。罗梅罗想起，一个中国同事那时曾和他说过，他在下乡(当知青)的时候，背得出自己惟一一本小说任意页码上的细节。

　　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些经历给这位秘鲁老人造成了什么影响——回到秘鲁之后，他的三个孩子都上的是中文学校，最小的儿子现在是一个厨师，罗梅罗说，“他有时候会做中国菜给我吃。”一听到中国国少要在特鲁希略比赛，罗梅罗提前一天(9月15日)就赶到了中国队的训练现场。他甚至坐在了中国队的替补席上。

　　这一天很冷，罗梅罗的运动衣显然过于单薄，他的手不停摸着衣襟。他对当时离开中国甚至有点后悔，“我完全可以留下来的，但是我离开故乡太久了，提出要求要带家人过去，得到的答案是‘不’，然后我就回来了。”组委会给每个记者准备了当地的三瓶酱菜作为礼物，罗梅罗甚有兴趣地拿起来看。当年，他到中国去的时候是一箱行李，回来的时候是三箱。他也在西安短暂地出任过足球顾问，所以当地的足协给他准备了一大箱中式餐具作为礼物，罗梅罗实在带不走，就给了翻译，换了一些小的礼物。

　　在观看中国国少训练的过程中，罗梅罗一直不停地问，“哪些是山东的？”等到记者回答他之后，他自己又笑笑，“年代都这样久远了，我的球员都做教练了吧。”本来，他准备现场让中国队的随行翻译翁小姐介绍一下自己，和中国代表团的官员见上一面。他说，“在这里做足球就是一种工作而已，但是在中国做足球工作是无上的荣誉。”中国队的训练时间很紧张，这天阿迪达斯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帮助中国校正球的气压，所以他只好独自回到了卡萨布兰卡旅店。

　　翁小姐后来说，罗梅罗在酒店见到了中国国少。他带了6张当时在中国的老照片，其中陈成达肖笃寅等人当然无人不知。几次见到罗梅罗，他都反复提到，“我想在一个遥远的国度，继续带领他们的孩童踢最好的足球”，这些话他肯定也和中国足协官员说过，并随身带了几本自己编撰的《五人制足球训练》，书籍的封三还有自己和布拉特的合影。看得出来，老头非常希望能够和中国再续前缘。

　　秘鲁当地时间18日晚上，罗梅罗已经在特鲁希略住了4天了，他准备次日看完中国队和秘鲁队的比赛之后返回利马。显然，他没有得到有关去中国工作的任何肯定的答复或暗示。罗梅罗说，这会耽误他在学院里的一天课程，而且他还要负责继续训练秘鲁五人制足球队。“12月我们和巴西有一场比赛，在南美洲，五人制足球也是有着和解放者杯一样严格赛程的，我们现在的排名不太好。”这次没有遇到自己认识的中国足球老朋友，从而继续自己的中国梦，罗梅罗有点遗憾，“五人制足球也很了不起啊，罗纳尔迪尼奥，还有罗纳尔多，他们都是踢五人制足球出来的。”

　　他所想要的这份工作，实际上几个月前属于一个巴西人，但是随着中国足球环境的变化，外教找工作也变得很不容易。记者告诉罗梅罗，现在职业教练在中国生存都很不容易，何况五人制足球或少儿足球的教练。听着听着，罗梅罗也有点丧气起来。这些对话是在中国队下榻的埃尔高夫酒店咖啡厅里进行的。记者注意到，几天来他一直穿着同样一双旧运动鞋。他没有反对记者用

　　当地时间19日的中国队和秘鲁队比赛结束之后，时间已经是晚上8点。在混合采访区外，群情激愤的东道主球迷疯狂地喊着：“中国！中国……秘鲁！秘鲁……”场面非常紧张，一心想要快点离开现场的记者被一个人一把拽住了，是罗梅罗。“中国的小伙子们发挥得很好！”他赞叹，紧接着，他把攥着的手伸向了记者，那是一个秘鲁足协的胸章，他要留给记者作纪念，虽然这次来特鲁希略，他什么纪念品都没有得到。

　　罗梅罗说，他马上要回利马了，22点出发。从利马到特鲁希略的航班根据航空公司不同，从40多到100多美元不等，都还算不上昂贵，但是这个时段显然没有航班。罗梅罗坐的是最便宜的夜行班车，耗时7个小时，沿着泛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