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协太功利？“逼老母鸡下蛋”

　　没有人否认，队员老化、不用新人是中国女足走下神坛的最大“罪状”。这个责任表面上该主教练马元安承担，而真正的失误者却是中国足协。中国足协一直向女足“要成绩”，老队员水平好，自然不能舍弃。女足队员老化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中国足协没有进行适时的规划和调控。数年来，男足一直无法为足协“增光”，而这样的任务显然就落在了女足身 上。但中国足协对女足的投入明显小于女足所创造的成绩。有例子为证：中国女足自诞生之日起，国家队的教练甚至没有形成文字的合同，女足教练成了“临时工”。地位得不到保证，随时存在下课危机，教练怎敢大胆使用新人？女足教练、队员获得的训练补贴和比赛奖金明显不如男足。而女足在地方队的收入更无法与男足相比；足协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男足，并致力于发展男足联赛。而女足联赛却一日不如一日，足协要负首要责任。

　　女足提倡精神，但队员们都说，我们不是神，我们也是人，也要吃饭、生活。重男轻女的中国足协早就该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足协今年说要大力发展女足，但有一位国内教练就表示：“足协的重视确实是晚了。”

　　母鸡越来越老，却得不到充足的饲料，怎么让它下蛋？中国足协“逼老母鸡下蛋”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中国女足在用人思路上的变化，反映的是足协在女足发展问题上的矛盾心理和难以改变的功利心理。

　　内部不团结？“打江山易保江山难”

　　1999年世界杯后，马元安曾语出惊人地以李自成的故事为例，告诫队员们不要“自毁长城”。马元安的担忧没有错。世界杯赛后，“守江山”的中国女足面临了一系列的矛盾，中国女足内部也出现了重重裂痕，这也加速了中国女足的溃败。

　　世界杯后，中国女足似乎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整体地位提高，队员的地位相应提高，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不可避免。拍广告、做宣传、作报告，地位和金钱的膨胀使得不少队员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的过于追求利益，有的内心不平衡，有的甚至对自己过去的奋斗和将来的前景开始疑惑和迷茫；不少队员有了“脾气”，训练中时常有“出工不出力”现象，精神懒散，水平相应下降，有的开始不把教练放在眼里，公开责怪教练，并大谈特谈教练水平如何之差；有队员甚至因为拍广告的事和教练大吵一场；有队员甚至直接找到总局和足协上级领导“汇报情况”；队员之间的矛盾也是层出不穷。因为相互争抢“拍广告权”，闹得“老死不相往来”；因为看不惯有些人拿的钱太多，想办法“搞平衡”，甚至恶语相讥；有的队员以“老资格”自居，因一些小事、甚至是一场误会竟然动手掌掴小队员——“打江山”时的团结一气成为值得回忆的纪念了。

　　1999年世界杯成就了中国女足，也将中国女足“推”下了峡谷。矛盾重重，团结成了空话。虽然从王俊生到马元安纷纷做队员的思想工作，但因为“裂痕”来得太快太急，已经难以挽回。如果说，1999年世界杯上的中国女足是一个集体在踢球的话，那么，从那以后，中国女足是一个个队员在踢球。个人不如整体，中国女足自然走下坡路。

　　思想太保守？该如何评判马元安

　　中国女足走下了神坛，马元安成了媒体轰击的主角。马元安到底该负什么责任？

　　记者打通王俊生的电话，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应该公正一点评价马元安，不能一输球就骂他。”

　　如果仅仅以成绩来评定一名主教练的功过，那么，从1993年到1999年，马元安都是成功的，中国女足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2000年奥运会是中国女足滑坡的标志。但如果仅仅以此否定马元安也是不够妥当的。从1999年到2000年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1999年中国女足如此辉煌，马元安没有必要冒险使用新人。如果非要指责他的过错，那么过错也应该是在2000年后。

　　马元安曾经推心置腹地和记者讲过，他早在1996年时就意识到要大量培养年轻队员了，但地方队可以选择的新人太少。马元安其实是敢于使用新人的。1999年世界杯前，马元安大胆使用了年仅19岁的浦玮，并让她打上了主力。遗憾的是，像浦玮这样“拿过来就可以用”的新秀太少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乌纱帽”由成绩决定有无的残酷现实面前，马元安又的确显得有些保守。

　　马元安的一席话值得思考：“九运会时我想挑一些新人，但有多少新人？各队都是些老将。上海队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吧，但该队四名后卫的平均年龄达到了32岁。国家队不是培养新人的地方，新人必须从基层、从地方队培养起。如果指望国家队培养11名新人，那么，得先做好输几年球的准备。可是，谁能接受输球？一旦输球了，哪怕是一般的热身赛，大家就骂起来了，怎么培养新人？”

　　中国女足亚洲杯再负朝鲜队，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有些老队员并没有尽全力。看来，马元安确实站在了火山口上。 （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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