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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惯性思维里，生于上世纪60年后期的人还勉强算得上是“青年”。但在中甲，却有这么一批生于1965-69年代的人，早早扛上了主教练的担子：王政、尚青、左文清、高洪波、李强、孙伟……他们比球员大不了几岁，却要承受比球员大得多的辛苦与压力；他们要维护教练的威严，又得保持兄弟的情谊；他们刚在球员时代经历过各种沉浮兴衰，现在大部分又要面对残酷的保级。他们是中甲一个特殊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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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特约记者李琛、罗隐北、信雨

　　更喜欢被球员们当兄弟

　　37岁的左文清现任青岛海利丰队主教练。以前他一直在青岛颐中队踢球，在他职业生涯走到晚期时，海利丰队出现，在王守业的召唤下，他加盟了这个同城俱乐部。从球员到助教，左文清一步步走了下来。很快他就有了独自证明自己的舞台：今年殷立华离开了海利丰，左文清成了主教练。

　　回忆起自己的球员时代与现在，左文清认为最大的不同就是教练与球员间关系的改变：自己踢球时与老教练之间的是一种近似父子的关系，而现在年轻的海利丰队队员更像是左文清的小弟们。

　　“教练和队员之间永远是一对矛盾。训练场上和比赛场上他们都得听我的，那时我比较严厉一点；其余时间则可以相对宽松，那样的情况下我和他们像朋友或兄弟一样呆在一起，我更喜欢这种兄弟般的感觉。”左文清说。队员们也很理解左文清的这种“双面”行为，左文清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为了等待妻子分娩的结果，老队员邵延杰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上午的训练，左文清也看出他精神不佳，主动让他休息一天。但到下午训练时，刚刚当上爸爸的邵延杰主动提出随队训练……左文清说，这就是他执教中渴望遇到的相互理解和自觉训练的气氛和场景。“日常生活上关心他们，特别是注意多帮帮家在外地的球员，这样才能让他们在赛场上毫无后顾之忧地去拼搏。”

　　像左文清这样“兄长”式的教练还不少。绿城队现任主帅王政只有35岁，2000年由厦门队转会到绿城。这一年，绿城队冲甲无望，第二年，他被任命为乙级队杭州绿园队主帅，一步一步地干下来，直到去年12月被任命为绿城队主帅。为什么选择王政当绿城主帅，宋卫平说：“他震得住球员，是我自己培养的人。”

　　作为兄长，王政平时对球员的管理很有人情味。他有一规定，凡是结了婚的队员，都可能搬出基地去住，对于几名老队员，他也单独给每人一间房。而晚上，他一般也不会去干涉队员的私生活，只在晚上10点半前归队熄灯睡觉就行了，而所有的队员也都会遵守这一规定，绿城现在连查房都不用。训练之余，王政也和队员有说有笑，打台球、开玩笑……这时的他看起来和一个球员没太大区别。“我几年前还是球员，我理解他们的一切。”他说。

　　生存压力只有独自体会

　　然而，虽然可以和队员称兄弟，但教练毕竟是教练，很多压力是队员们无法承担的。左文清当了海利丰队主教练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比做球员时还累。”他表示，以前是只要好好训练好好比赛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用想，但现在在这个位子上就多了一种责任感，他的一举一动已经不再仅仅代表自己。

　　事实上，中甲里的少帅大多是在中下游球队，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球队成绩方面，尤其是保级。左文清的海利丰队目前在联赛中仅积1分，难怪他要感叹“累”，和他同病相怜的是东莞东城队的李强。

　　1997年，李强以主教练兼球员的身份率领沈阳队冲进甲A，但在1999年下课后，他一度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今年来到可以说是整个中甲最弱的东莞队，李强也迎来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东莞队的实力在中甲几乎是最弱的，但俱乐部仍提出了前10的目标，显然难度很大。广东有4支中甲球队，东莞队的生存空间还要面对同省对手的压迫，李强的压力可想而知。

　　李强一向的做法是压力由自己承担，每场比赛前他都向队员们表示：不要在比赛前背上压力，不要过多地考虑输赢。“俱乐部希望我们有好成绩，但我不希望队员因此背上包袱。作为主教练，我想说，无论多么大的压力都由我来顶，球员只要全身心投入比赛就行了。”李强的这种态度很得俱乐部的欣赏。

　　王政的浙江绿城实力比海利丰、东城要强，但中甲开局两连败也让其压力陡增，所以有时他也对球员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一次绿城在杭州附近的萧山同厦门队进行了一场比赛，结果输了，王政没有让几名表现懒散的球员上大巴，而是让其从萧山徒步跑回杭州驻地！这和一个马拉松的距离差不多，几人跑到最后都两眼发黑了。王政一向和队员如兄弟一样，但偶尔下“重手”他也很无奈：“我也是为他们好，为球队好。职业联赛竞争太激烈了，不给他们压力他们就容易放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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