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到北京八喜联合竞技足球俱乐部担任总经理,可能大多数球迷都已经把杨祖武这个人淡忘了,毕竟他4年前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退休后,便一头儿扎进香河基地,开始了半退隐的生活。日前,八喜俱乐部董事会主席、前国安球员郭维维请64岁的杨祖武出山,担任俱乐部老总,使这位在北京足球圈儿绝对有一号的人物在蛰伏多年之后再次走到台前。
昨天,记者在位于朝阳体育中心内的八喜俱乐部见到杨祖武,只见他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身穿印有鲜明俱乐部标志的白色T恤衫,接待着一拨又一拨找他谈事的人。尽管上任时间还不到一周,但杨祖武说自己已经进入角色,每天都从早忙到晚。从国企投资的大俱乐部转投至靠民营企业资助的小俱乐部,杨祖武坦言面对的困难肯定很大,但他看好俱乐部的发展前景,希望自己尽可能发挥更多余热,让俱乐部提升一个档次。
“对北京国安感情很深”
去八喜之前,杨祖武在国安工作了近20年。2007年退休后,他又担任俱乐部的顾问,负责青少年球员的培养工作。4年来,他把香河基地当成了家,把梯队的小球员视为自己的孩子,多年来为一队输送了不少可用之才。回顾那段日子,杨祖武颇多感慨,“国安俱乐部的老板对我挺照顾的,我一退休人员,给我安排当个顾问,您想‘问’就‘问’,不想‘问’就不‘问’。所以说那份工作很安稳,生活也有规律,晚上10点睡觉,早晨5点多起来。”
谈到加盟八喜的缘由,杨祖武说:“前不久维子(郭维维)找我,他说想找一老人儿当总经理,因为俱乐部想提升档次,而原来的管理团队在认识上、理念上都差一些。我经营和管理足球十几年了,和大多数人相比,我至少懂行。所以,我决定帮帮他,就这么简单。”
下定加盟八喜的决心之后,杨祖武跟国安俱乐部高层罗宁、高潮和魏克兴,以及青少部负责人杨璞都打了招呼,大家都很理解、并支持他的选择。在即将离开国安之际,杨祖武还是很不舍,“我觉得我的人生可以分三段,在先农坛占三分之一,在国安占三分之一,还有就是我的晚年。在国安这么多年,老板很关照我,我对国安的感情很深。”
“民企搞足球难度更大”
杨祖武坦言,来八喜前,他对中甲联赛、中甲俱乐部的情况并不了解。“很多年前,我到东四环边上的那个八喜基地看过,球队都住铁板房里,像现在这种天,在里面能热死人,装仨空调都不灵。那时条件很艰苦,能坚持下来很不容易。现在情况好一点儿了,但也不是特别好。民企跟国企比不了,民企就是自生自灭。所以,民企搞足球的难度更大,特别是在资金投入方面,比如八喜和中信、国安就没法比。”
杨祖武告诉记者:“在中甲搞俱乐部,根本谈不上经营收入,也许通过卖门票和广告会有点儿收入,但还是百分之百的亏本,因为投入和产出的反差太大。中甲联赛的平台太小,‘蛋糕’做不大,比赛又没关注度,所以对资本没有吸引力。你看人家巴塞罗那、皇马和曼联的比赛,观赏性很强,所以就有人看,有人看市场就好。”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杨祖武认为中国足球的发展空间很大,他也看好俱乐部的发展前景。他希望搞足球的人不要急功近利,别把金钱看得太重,先踏踏实实地把基础工作做好。“想赚钱没错,但你得通过劳动,通过智慧。”
“足球人学习能力不行”
和记者交谈时,杨祖武指着书柜里几本厚厚的笔记本说:“这都是我多年来对足球的体会,并不是说我有多高明,但我在学习上确实下了功夫。为什么中国足球不行?许多搞足球的人学习能力差,根本不学习。”
到八喜后,杨祖武拿出多年积累的分析战术的视频资料和训练方面的书籍,将其借给梯队教练看,让他们更新执教理念,跟上世界足球的发展潮流。他说:“教练们要是把这些东西吃透了,训练肯定就没问题了。我来八喜后,首要工作就是抓青少年,因为他们是足球的未来。我多次和二队、三队教练谈话,要求他们有创新,不能固守老一套的执教思路。前几天国奥和阿曼队的比赛我也看了,国奥球员的技术含量比较低,这说明他们从小基础没打瓷实,教练应负有责任。”
杨祖武还拿中国其他体育项目举例,“现在我看乒乓球、羽毛球的比赛,速度越来越快。前两天我看女篮打比赛,打法也有变化。这些项目都给足球做出了榜样。可为什么中国足球的发展速度这么慢?而且中国足球投入多、产出少,还有很多弊病,生产出的都是劣质的东西。要说怎么改,我想,必须学习和借鉴足球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顺应世界足球的发展潮流,只要路子对了,不怕走得慢,一点一点跟上人家。”
“俱乐部必须更职业化”
八喜给了杨祖武一个施展能力和抱负的平台,他也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让俱乐部更完善,给北京足球和中国足球做点儿贡献。他说:“俱乐部要发展,必须更加职业化,说白了就是按规矩办事。现在不是过去七八条枪的时候了,现在是一个团队。 我的职责就是寻找人才,把团队建立起来,捋顺各种关系。原来俱乐部一些部门的职责不清,有的事好多人管,有的事不知道谁管。我来之后,先明确岗位职责,使俱乐部的管理结构趋于合理。”
杨祖武说,虽然自己年纪大了,但思维不慢,有信心做好这份工作。和记者的谈话即将结束,他换上运动鞋,叫上司机,去五环外考察俱乐部正在兴建的基地。临走时,他说:“我也没想过老板聘我多长时间,只要身体允许,就一直干下去。”本报记者 高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