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为久经沙场后的成熟，就是遇事脸不会红。我却为了一则体育新闻中的一个小人物，红了俩眼圈。

　　东亚队有个球员叫柏佳骏，父亲14日过世了，他依然或毅然参加了16日的中甲比赛。在14日到16日之间的这段空窗期内，柏佳骏与球队都以为对方不知道，互相隐瞒，直至最后一刻的情感大爆发。

　　中间这难熬的48小时是最感人的，柏佳骏和球队皆以为自己是知道全情的，而只有读者是真正知道全情的，哭点存在于是否该捅破这层窗户纸的纠结中，其实它早就被捅破了。

　　问世间，多少情纠结于这张薄如膜的纸的完整性，以及该谁去捅破。想要知道“完整的情况”都难，何谈施与受“完整的感情”，于是，人们才想出了忠与孝难两全、先救落水母亲还是先就落水女友，这样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问题，但是摊谁身上谁是真痛。

　　我很想对柏佳骏说：“好样的！”泪腺分泌的泪水也是内源性的真货。或许在我微小青春期的后期，感动过也就感动过了，因为语文课本里有很多同样的感动，但现在我要在思考的末端捋一个弯再思考。

　　假设柏佳骏放弃了比赛，陪父亲走过了最后一程，这感人吗？我认为这与放弃了父亲，去参加比赛同样感人，甚至更感人。除非你认为柏佳骏的父亲没有比赛重要。

　　那么，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感动？

　　先看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一个思想实验，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考虑以上状况，你应该拉拉杆吗？

　　功利主义提出的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的。功利主义的批判者认为，一旦拉了拉杆，你就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同谋——你要为另一条轨道上单独的一个人的死负部分责任。

　　这个“电车难题”是想说明，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这就是重点所在。但它至少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不是说只有为公家做事，才能感动公家的人，柏佳骏若是选择了父亲，同样也该感动公家，“私”字的一半就是“公”字的一半，何况小家尚不能孝，大家又如何尽忠呢？

　　所以，“公不公”绝对不能成为判断是不是感人的标准。遗憾的是，我们常常迷失于这个常识，那条著名的“感谢国家”论就是基于“公的才感人”的逻辑。

　　奉公是种信仰，亲情也是一种信仰，并在不同的价值观上生发出不同的道德取舍，一个适合于培植道德的环境，是允许它们自由地生长，不能一种感动一统天下，随随便便用自己的道德观给别人“来一桶”。

　　再看《2012》，那些末世的人抱在一起、默默祈祷，这时我就会想，末日来临，没有信仰多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