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吴策力述评 海利丰在上周三的惊人之举，导致了媒体对“吊射门”长篇累牍的报道，青岛海利丰在赛后爆出四川队“想要做球”，将此事推入一场混战。不过，其实这并不影响对“吊射门”的处理逻辑———必须对联赛中这种明目张胆自射球门的行为给予必要处理。否则，足协纪律委员会不但会在寻找“假球”证据时陷入文件和法律的汪洋大海，更可能使中甲甚至中超陷入一种危局：只要心怀不满或有所图谋的球队，都可以这样的方式攻击本方球门，然后用“回传”、“场地不平”敷衍了事。如果真的那样，中国足球将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成为职业体育失败的“出头鸟”，这种社会影响难以承受。

　　一句“如果和假球、赌球有关，应联合12部委司法部门侦查”，为什么非但没有抚平外界关注，反而加剧了对“吊射门”处罚无疾而终的猜想？毫无疑问，在“赌球、假球”层面，多部门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赌球证据界定是繁琐复杂、很难理清的。职业联赛建立以来，龚建平成为了涉及操控比赛唯一的牺牲品，他对检察机关所指控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都坦白承认，其受贿涉及绿城、鲁能等比赛。而除此外，不管是渝沈之战，“3号隋波”案，还是红岩队领队孙振宇的“有人操控球队”，都没有任何调查结果。一旦要证实有人操控比赛，除了像龚建平那样供罪，或像传说中李振鸿在长沙遭遇的“逼供”，别无他途。前浙江省体育局长陈培德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主动提起当年打假，对最后造成龚建平一人入狱的事实感到“后悔”，并坦陈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

　　治理假球之难，在当下成为共识。即便是当年足协判罚“甲B五鼠案”，也并未提到什么“证据”，而是直接以比赛现场的可信度和比分的可信度，进行了最终的裁决。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对这个判罚产生怀疑。也许，唯一的怀疑是为什么不把其他四队像绵阳丰谷一样全部“人道灭绝”。

　　“甲B五鼠”的处理方式，是中国足球在非常时期应对社会严重影响的及时反应。提醒一句，这些处理到现在都是没有“证据”的：没有电话的录音，没有金钱来往账户记录……有的只是比赛监督和媒体对异常比赛、比分的陈述。而当年阎世铎之所以能够放开手脚，和十强赛中国队出线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当年的中国足球因为有了一定成绩而敢于自己动手铲除“黑手”，现在丧失了多级国家队大赛层面的背景，更让中国足球不得不勇于为自己“动手术”，否则根本无从谈及整肃纪律。三次吊射本方大门的行径，是多年未见的足坛奇迹，较之2001年甲B的联合演出更为露骨。到目前为止，我们不太清楚，在一系列的辩解后究竟藏的是什么，但如果解释能够帮助吊射门豁免于媒体的公诉，也就意味着最后一丝遮羞布被扯掉。

　　套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说当年的“五鼠”之作为，好比在街坊邻居里有几个人，他们没有正式职业，但每天挥金如土，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你觉得他们有问题，但仅仅是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的问题。当着他们的面，大家还得人五人六地维持正常关系。而如今的“吊射门”，则好比这些人开始公然扒窃、打劫，并解释将手放在其他人的口袋里是“插错了地方”，将刀架在别人脖子上是“开玩笑”。

　　再继续比喻下去，如果有人对这样的行为告了官，要求管理这些治安问题。而官员的反应不是处理具体治安案件，而是说“我们一定要联合国家安全局、地方税务局、街道办公室……如果真的是他们烂透了，干脆全部处以极刑”。无疑，这样的反应殊为不当。

　　就事论事，就吊射门谈吊射门。如果真的有四川队或青岛队打假球的证据，那是意外之喜。至少在当下，公然吊射本方大门三次并还在不停解释，等于忽视足协纪律部门的存在，并认为球迷和舆论不过是默然的行尸走肉。这个玩笑开大了，大到了不得不被关注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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